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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把他逮捕下獄，趙綰自殺。但竇太后逝世（前一三五年）後，黃老政治無形中終止，儒家學派的好運氣來了。
劉啟的兒子劉徹於紀元前一四一年即位，在宰相衛綰的建議下，於次年（紀元前一四○年）舉辦一次全國人才總選拔，為國家選拔“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國家管理人才，由皇帝親自考試。劉徹那一年十七歲，正是一個只歡喜遊蕩的大孩子，這考試當然由衛綰代表作主。衛綰是儒家學者，儒家學派人士遂天經地義地被認為是唯一的國家管理人才。一位專門研究《五經》之一《春秋》的博士董仲舒，在他的萬言試卷中，攻擊其他學派全是左道旁門，邪說妖言。他建議：“凡是不在《五經》之內的著作，以及非孔丘所傳授的書籍，應一律禁絕，不準流傳。”衛綰把他列為第一名，亦即皇帝把他列為第一名。
董仲舒的意見，既然經過皇帝採納，那麼便成了國家的政策。於是，一個重大的鉅變，在不聲不響中發生。
第一，祭祀部（太常，即奉常）之內，所設的“博士”官職，原來由各學派人士分別擔任。此後只有儒家學派才能充當，而且限制範圍，只能研究《五經》。其他學派人士，全被驅逐，儒家遂獨霸學術中樞，定於一尊。其他學派的著作既被政府長期的視為“邪說”、“妖言”，禁止閱讀研究，遂逐漸從知識分子腦海中消失。諸子百家只剩下一家，一家中只剩下《五經》。儒家思想遂成為皇帝欽定，中國唯一的正統思想。
第二，儒家學派在祭祀部（太常）之下，創辦國立大學（太學），由博士擔任教師，傳授《五經》和孔丘的思想。學生由國家供給費用，只要被認可研究畢業，即被任命擔任地方政府的官員。不但是平民進入政府的唯一途徑，因而增加知識分子對儒家學派的向心力，而且久而久之，儒家學派佈滿了各級政府，成為一種排他性極強的儒家系統。
第三，儒家學派的基本思想是復古——至低也要維持現狀，最重要的手段是禮教，尤以喪禮佔首要地位。那種連紀元前四世紀孟軻時代都行不通的三年之喪，此後卻逐漸推行。一箇中國人，他一生中要有六年的時間，不允許作任何事情，只能每天悲悼他的父母。除了這個最嚴重的一環，其他跟著而來的禮教，更多如牛毛，中國知識分子幾乎一生都為此緊張。有些專案，像“避諱”之類，簡直使人不堪負荷。
光芒萬丈的思想學術自由的黃金時代，開始夕陽西下。代之而起的是儒家思想時代，比道家思想時代——黃老政治，更多出五十倍的時間，直到紀元後二十世紀，因受到嶄新的西洋思潮的衝擊，才告衰退。所以，在以後的敘述中，我們必須隨時注意到，中國歷史是在儒家思想——復古和保持現狀的實踐之下。
五 對匈奴汗國的反擊
黃老政治帶給當時中國空前的繁榮，雖然黃老政治終止，但繁榮仍在。僅以馬匹而言，○○年代時，宰相只能坐牛車，皇帝當然有馬車，但想要四匹顏色相同的馬，都找不到。可是五十年代時，中央政府僅養在首都長安的馬，就有四十萬匹。民間大街小巷，處處是馬，而且競爭著只騎雄馬。對不可一世的匈奴汗國，反擊的時候已到。
中匈兩國之間，由於和親的緣故，邊境久久沒有大的衝突。當中國反擊行動於六十年代開始時，採用的是誘敵先發的策略。前一三三年，大將（將屯將軍）王恢統軍三十餘萬，埋伏馬邑（山西朔州）左右山谷之中。馬邑豪民聶壹，跟匈奴一向有商業上密切的往來，他把兩個死囚的人頭懸掛在馬邑城門上，告訴匈奴間諜說，他已把馬邑首長殺死，請匈奴乘虛進擊。軍臣單于信以為真，親自率領十萬騎兵，從武州塞（山西左雲）入境，直指馬邑。行軍一百餘公里，距馬邑尚有不到一百公里時，只見牛羊遍野，不見牧人，感覺到有點異樣。於是攻陷附近一個塞亭（降望臺），俘虜了一位雁門郡（山西右玉）的官員，要殺他時，那官員洩露了全部機密，軍臣單于大驚說：“是天老爺把你賜給我們。”把那官員封為天王，急令撤退。中國毫無所獲。
這一場陰謀奇計，雖然落了空，但中匈兩國五十年之久的和睦邦交，從此破裂。匈奴汗國又恢復從前那種大規模的侵略行動。可是，形勢已不是從前，中國的反應十分嚴厲，立即發動一連串不停止的攻擊。
馬邑之謀四年後（前一二九年），大將衛青、公孫敖、公孫賀、李廣分別出上谷（河北懷來）、代郡（河北蔚縣）、雲中（內蒙古托克托）、雁門（山西右玉）四路進擊。明年（前一二八），衛青與另一大將李息分別出雁門、代郡進擊。又明年（前一二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