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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反而降為司禮太監的秘書，司禮太監命他如何簽註意見，他只有照辦。到了以後，連大學士都由宦官推薦，絕對專制的弊端，全部出現。
英國於一百年前，即建立國會，約束君主權力。中國卻恰恰相反，君權更加肥壯，這是明王朝加給中國人的不幸。
七 大黑暗時代
中國悠久而光輝的文化發展，像一條壯觀偉大的河流。紀元前二世紀西漢政府罷黜百家，獨尊儒家時，開始由燦爛而平靜。十二、十三世紀宋王朝理學道學興起時，開始沉澱。本世紀（十四）末期，這河流終於淤塞成為一個醬缸，構成一個最龐大最可哀的時代。
明王朝使中國文化淤塞成為一個醬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獄，一是八股文。
文字獄屬於詔獄的一種，它的特徵是：罪狀由當權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起，證據也由當權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成。一個單字或一個句子，一旦被認為誹謗元首或諷刺政府，即構成刑責。文字的意義不在客觀的解釋，而在當權人物主觀解釋。文字獄的本身就是當權人物作賊心虛的一種反應，越是心虛，越是神魂不寧，聽到別人說“亮了”，他就肯定是諷刺自己的禿頭，因而惱羞成怒。於是知識分子除了被“誣以謀反”外，又多出一種純屬於文字的災難。——因而我們想到倉頜造字時，神鬼曾經夜哭，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緣故。
現在舉出例子說明：浙江（杭州）府學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則垂憲”，處斬；北平（北京）府學教授趙伯彥，奏章上有“儀則天下”，處斬；桂林（廣西桂林）府學教授蔣質，奏章上有“建中作則”，處斬；這些句子裡的“則”，本是“法則”和“標準”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釋，當時江南方言，“則”與“賊”同音，朱元璋認為顯然是諷刺他作過小偷的往事。尉氏（河南尉氏）縣學教授許元，在奏章上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這兩句話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卻解釋說：“法坤與‘發髡’同音，發髡是剃光了頭，諷刺我當過和尚。藻飾與‘早失’同音，顯然要我早失太平。”於是許無處斬。這一批人都是地方學校教師，只不過代地方官員撰寫奏章，竟招來殺身之禍。當然，文字獄不限於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對印度高僧釋來複最為禮敬。釋來複告辭回國，行前寫了一首謝恩詩，詩中有兩句：“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意思很明顯，他生在異國（殊域），自慚不生在中國，覺得自己還沒有資格歌頌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釋不同，他說：“殊，明明指我‘歹朱’。無德，明明指我沒有品德。”於是釋來複從座上客變為階下囚，處斬。
文字獄是圍堵，八股文是釣鉤。
科舉制度到明王朝，只剩下進士一科，並分為三個階段完成。縣級考試（縣試）錄取，稱為秀才，即初級知識分子。然後才有資格參加省級考試（鄉試），錄取後稱為舉人，即中級知識分子。然後才有資格參加由教育部（禮部）主持的中央級考試（會試），錄取後再參加由皇帝主持（實際上由宰相或宦官主持）的最高考試（殿試），錄取後稱為進士，即高階知識分子。明王朝跟宋王朝一樣，有一項不成文法，非進士出身，不能擔任宰相（大學士）或部長級高階官員。
科舉對知識分子的重要性，至為了然。它是知識分子唯一的出路，漢、唐王朝時還有學校一途，明王朝則學校不過培養參加考試的人才。漢、唐王朝還有立功邊疆一途，明王朝則沒有任何其他機會。朱元璋更規定考試範圍，以《五經》、《四書》為限。《五經》、《四書》，又以理學道學領袖人物朱熹的註解為標準課本。本世紀（十四）八十年代，朱元璋更特別頒佈一種試卷格式，規定應考的知識分子遵守。下世紀（十五）初期，第三任皇帝朱棣，進一步加以約束，規定使用八股文。
“八股文是一種文章的體裁，一篇文章中，不多不少的，恰恰包括八股——一股即兩個或四個完整的句子，這形式是嚴格的，不能改變，改變便不是八股了。但八股主要的特徵卻在精神方面，即內容方面。依照規定，作八股文，不能發揮自己的意見，也不是自己在說話（八股文中沒有“我”字），而是儒家聖人系統在說話，看起來四平八穩，面面俱到，實際上卻什麼都沒有觸及。這種文體，跟代數學上的方程式一樣，用不著獨立思考——事實上是嚴厲的禁止獨立思考，只要能把聖人系統的言語恰當地代人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如果被主考的試官欣賞錄取，便可由秀才、而舉人、而進士，而成為國家的領導人。至於怎麼才能恰當地代入，那就是自此之後直到十九世紀末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