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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用海軍騷擾日本的海上補給線，日軍的處境不久就岌岌可危。
一五九八年，即本世紀（十六）最後第二年，豐臣秀吉在大阪逝世，遺令退軍，留在釜山的日軍才行撤退。其實即令豐臣秀吉不死，日軍因糧道不絕如縷，也會撤退。但豐臣秀臣之死，使他們撤退有名，保持了顏面。
——七世紀時，日本出兵朝鮮半島，還可以說是援助百濟王國對抗新羅王國。本世紀（十六）這一次，則連一個藉口都沒有，而是赤裸裸最原始性的對外侵略。假如不是中國干預，朝鮮早已滅亡。日本似乎總是氣咻咻的，稍微有一點力量，就企圖奴役他的鄰國，不管這鄰國對他多麼友善。
這是日本第一次侵略朝鮮，也是中國第一次保衛朝鮮，自一五九二年到二五九八年，歷時七年。日軍撤退後，中國援朝軍也跟著撤退。這是歷史上國與國之間，最標準的無私援助，中國戰士的鮮血，灑遍朝鮮半島，而一無所求。
九 陽明學派
當援朝戰役結束時，本世紀（十六）也告結束。
讓我們暫時拋下使人昏眩的政治軍事，走到另兩個寧靜的領域，一是學術思想領域，一是文學創作領域。學術思想領域中，本世紀（十六）興起一種新的思潮，即陽明學派。文學創作領域中，則進入了小說時代，連續出現三部偉大的小說。
我們先敘述陽明學派。
自從紀元前二世紀起，中國的正統思想是儒家學派的崇古思想。紀元後十一世紀，儒家思想中的理學一派，成為儒家思想的正統。大黑暗時代正是理學興盛的時代，理學最大的流弊是嘴上說的和筆下寫的，都是仁義道德，而行為上不能實踐，以致滿坑滿谷的仁義道德，都成了專門外銷給別人的出口貨，陽明學派針對這種流弊而生。
陽明學派的創始人王守仁，是一個多方面發展的人物，他的一生遭遇比理學派創始人之一的朱熹，要複雜曲折得多，社會地位和事業成就，也比朱熹為高。王守仁當過小官，下過詔獄，受到最屈辱的廷杖。但也當過大官，統過大軍，擒過叛王，撲滅過民變，最後被皇帝封為怕爵。
王守仁於本世紀（十六）初，當南京國防部的科長（南京兵部主事），因為竭力拯救被宦官誣陷的朋友，觸怒了大宦官劉瑾，被逮下錦衣衛詔獄，打四十廷杖，然後貶竄到距首都航空距離一千七百公里外的龍場驛（貴州修文），擔任驛站站長（驛丞）。龍場在當時是一個荒涼的地方，人跡罕至，王守仁的前途一片沮喪和絕望。但就在那裡，使他過去一直感到困擾的，理學家們何以言行不符的醜陋現象，豁然開朗地得到了解決方法。王守仁曾築室陽明洞，研討學問，人稱陽明先生。他的學說被稱為陽明學說，包括下列兩個主題：
一致良知
二知行合一
致，即實行。良知，即心理上的自覺。王守仁的要求是，既然知道這個道理，就要去實行這個道理。實行這個道理，就是知行合一。僅僅自命為知道了而不去實行，那就不能稱之為真正的知道了，人性的敗壞的主要原因在此，真正的知識離不開實踐。
自從十二世紀朱熹利用白鹿洞書院講學，以傳播理學思想，講學即成為高階知識分子傳播知識的重要手段。講學跟學校不同，講學是公元前五世紀孔丘式的（在西方，柏拉圖也是採取這種方法，因而被稱為柏拉圖式的），純以教師個人為主，沒有肄業年限，也不限定授課的場所。這種講學的方式最大的優點是，可以避免對自己的理論建立嚴謹的課程，教師只是隨時隨地的，想到那裡，講到那裡。學生們固然可以追隨教師數十年，但也可以只交談幾句話，即恍然大悟，滿載而去。王守仁即用這種儒家學派的傳統方法，傳播他的學說。當一五一九年，朱宸濠親王在南昌（江西南昌）叛變時，王守仁正擔任江西省南部軍區司令官（南贛巡撫），他率領大軍，迅雷不及掩耳地進攻南昌，把朱宸濠擒獲。即令在如此軍事倥傯之際，他仍然講學不輟，從各地投奔他的學生，跟他的衛士一樣，他走到哪裡，學生們跟到哪裡。
陽明學派對理學學派是一個正面的打擊，至少儒家陣營中已並行有兩支主流。但使理學家痛恨的是，陽明學派顯然在指責理學家都是假仁假義、只說不做的騙子。尤其當理學家發現這種指責大部分竟然都是真實時，更惱羞成怒，把王守仁形容為僅次於贏政大帝的第二號魔鬼。兩派人物不久就排擠鬥爭，把自己納入君子系統，把對方納入小人系統，互相用惡言咒罵。
可是陽明學派思想比理學學派更近一步的接近佛教神秘主義的禪機，陽明學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