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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派用兩分法把人類分為兩個系統：一是君子系統，一是小人系統。這種分法本是經濟的，後來發展為倫理的，後來更發展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為政治鬥爭中的一項重要武器。這武器用下表所列的不同文字表達；
對好喧譁取鬧的宋王朝士大夫而言，人類一分為二，使他們在吵鬧內鬥中，可以節省不少精力。一旦掀起爭論，只要立刻把自己納入君子系統，把對方納入小人系統，就自以為可以大獲全勝。
我們舉出下列一事，作為說明。宋王朝第四任皇帝趙受益沒有兒子，收養他堂兄的兒子趙宗實作為兒子，趙受益的堂兄是封爵濮王的趙允讓。他們的關係位置，如下表所示：
一○六三年，趙受益逝世，趙宗實即位。於是發生我們現代人死也想不通，但當時士大夫卻認為異常嚴重的稱呼問題，即趙宗實應該稱呼他親生老爹（趙允讓）什麼？宰相韓琦、副宰相歐陽修主張當然稱為父親，這主張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馬光為首的大臣，根據儒家學說，主張應該稱他親生老爹（趙允讓）為伯父。因為儒家是宗法社會的產物，在宗法制度下，趙宗實是“小宗”入繼“大宗”，應以大宗為主，對大宗“法定父親”（趙受益）的堂兄（趙允讓），當然稱為伯父。兩派都擁有廣大的黨羽，而以司馬光的黨羽最多，技巧也最高。他的黨羽之一的總監察官（御史中丞）賈黯，臨死時特地留下遺書，請求趙宗實一定要稱老爹為伯父；諮議部長（同知諫院）蔡伉，進見趙宗實時，跪下來痛哭流涕，陳述國家興亡，就在此一稱呼，趙宗實也深為蔡伉那付急來的眼淚所感動。另三位黨羽：監察部主任秘書（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和監察部委員（侍御史）範純仁、呂大防，更怒不可遏，把歐陽修、韓琦一下子就納入小人系統，小人當然沒有活的理由，於是請求把二人處斬，以謝天下。當趙宗實不接受他們的意見，而終於堅持稱自己的老爹為老爹時，司馬光黨羽洶洶然表示，君子系統絕不跟小人系統和平共存，要求辭職。
這就是有名的“濮議”，我們可藉此對宋王朝士大夫作一綜合認識：
一、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開始僵化。歐陽修、韓琦都是最頑強的保守派，只不過在父子至情上偶爾流露一點靈性，就立刻受到兇暴的待遇。
二、士大夫攻擊一旦開始，人類兩分法立刻登場，而所運用的表達文字，翻來覆去，都是那一套。說明他們字彙的缺乏和智慧的枯竭。
三、“濮議”是一件小事，卻被認為是一件天塌了似的大事。比當時被西夏帝國連連擊敗，死人千萬，喪師失地，還要重要。顯示出士大夫已沒有辨別輕重是非的能力，卻有勇於內鬥的特質。
四 教育文化
宋王朝的教育比過去任何時代都發達，這是士大夫努力推廣的結果。猶如基督教牧師認為有義務把耶穌的福音傳播給大眾一樣，士大夫也認為有義務把儒家學派的思想傳播給中國人民。
在政府系統中，仍以國立大學（國子監）為最高學府，設於首都開封。國立京師大學校長，最初稱“判國子監事”，後來才恢復古老的稱謂“祭酒”。國立京師大學包括兩個學院，“國子學”和“太學”。國子學是貴族學院，七品官職（如縣長）以上官員的子弟，才有資格入學。太學則不同，八品以下低階官員的子弟或平民子弟，也可以入學。本世紀（十一）七十年代，王安石當宰相時，把太學學生依他們的程度，分為三個學級，即“外舍”、“內舍”、“上舍”。外舍考試及格，升為內舍。再合格，升為上舍，上舍考試及格，即行畢業，由政府授予官職。州政府所在地有州學，縣政府所在地有縣學。各鄉鎮有人民自費設立的小型學校——私塾。
除國立大學外，社會上還有私立大學（書院）。國立大學僅首都一所，私立大學為數很多。規模的宏大，有時還超過國立大學，而以下列五所，最享盛譽：
它們因是私立的，所以畢業生不能像國立大學的畢業生一樣，有法定的地位。但它們卻全由政府官員創設，幾乎全靠政府的支援。石鼓學校成立最早，應該是中國最早的私立大學。其他四個學院也都成立於上世紀（十），只是到了本世紀（十一）才開始顯示出它們的影響。而白鹿洞書院，到了下世紀（十二）時，學生將近一萬人，竟成為儒家學派主流——道學（理學）的大本營。
和學校教育配合的是圖書，中國曆代政府都設有藏書機構。宋政府的藏書機構是崇文院，即國立圖書館。國立圖書館包括四個單位，稱為“四館”，即“昭文館”、“集賢殿”、“史館”、“崇文院秘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