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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心。
九 舊黨的分裂
司馬光於當宰相的明年（一○八六）逝世，他的繼任人選繼續他的政策，而且一度企圖屠殺新黨。－○八九年，已被貶為鄧州（河南鄧州）州長的新黨前任宰相蔡確，在遊安州（湖北安陸）風景區車蓋亭時，作了一首詩。舊黨立刻挑撥說，它是諷刺正在當權的高太皇太后。高太皇太后受了刺激，立刻像一頭母老虎般地大怒起來。幸好有人恐懼大規模流血的鎮壓可能招來大規模流血的報復，才改為從輕處置，僅把包括王安石在內的三十餘位主持變法改革的人物，列為“奸黨”，公告全國皆知。蔡確則貶竄到距首都一千五百公里外的新州（廣東新興），死在貶所。
這是舊黨猛撲的高潮。
然而舊黨內部卻適時的分裂，使他們的力量不能集中。導火線與司馬光之死有關。當司馬光死訊傳出來時，政府官員正集體參加一項慶典。大家認為應該馬上前去弔喪，只有皇家教師（崇政殿說書）程頤反對，他說：“孔丘說，哭的那一天不歡樂。”有人駁斥他：“孔丘並沒有說，歡樂的那一天不哭。”蘇軾在旁幽了他一默說：“這都是西漢王朝死鬼叔孫通發明的怪禮。”程頤不能忍受這種奚落，決心報復，命他的學生賈易、朱光庭彈劾蘇武在主持國立圖書館官員（館職）考試時，所出的題目，故意誹謗政府。這彈劾引起反應，蘇軾的朋友孔文仲也彈劾程頤汙穢陰險。是五鬼之魁。於是舊黨遂分裂為下列三黨：
黨的名稱，以領袖的籍貫而定。程頤，洛陽（河南洛陽）人。蘇武，眉山（四川眉山）人，屬於古蜀地。劉摯，東光（河北東光）人，屬於河朔地區。他們之間的鬥爭全是意氣鬥爭，但十分激烈，而且很自然地把自己納入君子系統，而把對方驅入小人系統，互相恨入骨髓。宋政府在對新黨人士大批放逐外，又忙著大批放逐內鬥中失敗了的舊黨。
一○九三年，舊黨護法神高大皇太后逝世，已經十八歲的皇帝趙煦對這位干涉國政的老祖母，早忍受夠了。他跟老祖母當年迫不及待召回舊黨領袖司馬光一樣，也迫不及待地召回新黨領袖章惇，恢復新法，貶竄舊黨——只一位例外，就是司馬光最得力的黨羽之一蔡京。當司馬光下令以五天的時間為限，撤銷“免役法”，恢復“差役法”時，大家都擔心時間短促，不容易辦到。原屬新黨的蔡京正擔任首都開封市長（知開封府），竟如期完成，以致司馬光呼籲舊黨人士向蔡京看齊。現在他看見舊黨失勢，叛離舊黨，再投入新黨。
我們可把兩黨互動當權情形，作一排列：
本世紀（十一）在新黨重執政權中閉幕，轉眼就到下世紀（十二），舊黨徹底潰敗，新黨從內部變質。
十 儒家學派的主流——理學誕生
最後，我們要敘述洛黨領袖程頤，他是一個重要人物。就在本世紀（十一）末期，儒家學派中興起一個新的支派（這支派後來發展成為主流）——理學，即由程頤開創。他的哥哥程顥則是他的同志，當時人稱之為“二程”。他的老師周敦頤，是一位唯心論的哲學家，對“無極”、“太極”、“陰陽”、“動靜”以及它們的互動影響，有特殊的研究和見解。程頤從他老師那裡得到唯心哲學，再吸收佛家學派和道家學派的神秘思想，而形成他所提倡的理學。理學家認為人生應該嚴肅，而且要非常非常的嚴肅，除了日夜努力，訓練自己成為聖人外，不許可有其他意念。遊戲和幽默，都被視為罪惡，比基督教清教徒和佛教苦行僧，還要嚴厲。這可以用一個例子說明，第七任皇帝趙煦登極那年（一○八五），只有十歲，正是貪玩的孩子，有一天上課時，偶爾折了一枝柳條來玩，程頤立刻正色阻止說：“春天時節，萬物生長，不應該隨便攀摘，那會傷害天地和氣。”趙煦把那枝柳條悻悻扔掉，氣得發抖。對一個十歲頑童，就作如此壓制，無怪引起蘇軾一派的反感，認為他囗喪人性。連最頑固的司馬光都嘆息說：“使皇帝不願意跟儒家接近的，正是程頤這種人。”
我們再敘述三件事，以增強對理學的認識
第一 前面曾提及儒家學派主要的思想根據——《五經》。另外還有若干輔助性的書籍，如孔丘言論集《論語》，即佔僅次於五經的地位。但到了下世紀（十二），朱熹又把《論語》跟孟軻言論集《孟子》，以及《禮記》一書中的兩篇《大學》、《中庸》，合訂為一部書，定名“《四書》”。四書遂與五經並肩，稱為“《五經四書》”，後來漸漸代替《五經》，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唯一經典。
第二 程頤堅決主張壓制感情和靈性，認為沒有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