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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和正在苦讀儒書，將來有可能擔任官員的人物。
紀元前十二世紀的周王朝中，“士”是武官，“大夫”是文官。紀元前一世紀，西漢王朝為了增加政府的新血液，仿效戰國時代“招賢”辦法，命高階官員和地方政府推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人士，政府中非貴族血統的官員群，遂逐漸形成一個新興計程車大夫階層。上世紀（一）時，東漢王朝再仿效西漢王朝，命高階官員和地方政府，推薦“茂才”、“孝廉”人士，於是政府中非貴族血統的官員，即士大夫人數，愈是增加，而終於凝聚成為一種力量。
在這種情形下，“推薦”成為知識分子達到作官目的的唯一手段。而推薦的標準，除了儒書學識外，還在於道德行為。在強烈的競爭下，必須有突破性的聲譽，才能引起有推薦權的人的注意。至於如何才能有突破性的聲譽，那需要出奇制勝。所以每個知識分子，都兢兢業業，追求突破記錄的至善。這使一、二世紀的社會風氣，有很大的特殊之處，為後世所罕見。
我們可把它歸納為下列五類：
一 長時期為父母服喪 孔丘和孟軻堅決主張的三年之喪，自紀元前二世紀儒家學派獨霸政權之後，即用政府力量推行。上世紀（一）初葉，新王朝更硬性規定，中級以上政府官員，必須服三年之喪。這個已經被遺忘了的古老殭屍，遂在強大的政治力量下復活。但是，當大家都服三年之喪時，三年之喪便沒有什麼稀奇了。於是有人加倍的服六年之喪；有人幼年時老爹就翹了辮子，已經服了三年之喪，等長大成人想當官時，硬要再服第二次三年之喪。更有人索性服二十年之喪。跟服喪相連的，有人簡直哭出血來，有人還真的拒絕吃飯，骨瘦如柴。
二 辭讓財產和辭讓官爵 財產和官爵是大多數人所追求的目標，儒家知識分子追求的尤其猛烈，所以在這上面也最容易作出了驚人之舉。如分家析產時，弟兄們都堅持要最少的一份。父親留下來的爵位，本應是嫡子繼承的，嫡子卻逃入深山，而把它讓給其他庶子兄弟。更有若干知名度很高的知識分子，對政府徵召他們做官的命令，拒不接受。這種人被美稱為“徵君”——被皇帝徵召而拒絕徵召的君子，表示他們情操清高，有異於流俗。
三 尚俠尚義 儒家學派把人類所有行為性質，一分為二，一是義的行為，一是利的行為。士大夫的行為，當然應該只考慮“義”，不考慮“利”。這方面最多的表現是，寧願犧牲自己，而去為朋友報仇。有些人甚至甘冒被殺的危險，去為被處死刑的朋友收屍，或為已死的朋友送葬千里。
四 廉潔 官員的貪汙殘暴，是古中國社會最普遍的蛀害和罪惡。兩世紀中，士大夫在這上作尖銳的矯正，他們互相勉勵，以不取非份之財為最大光榮。即令是不違法之財，也不收取，有人曾把朋友送給亡父的奠儀退回，但對於救急解困，卻毫不吝嗇。
五 對恩主絕對效忠 政府高階官員的僚屬，大多數由高階官員自行聘任。一個知識分子一旦被聘任，即踏上光明燦爛的仕途。像宰相所聘任的僚屬（三府椽），有的只幾個月便出任州長（刺史），不數年就擢升為中央級部長。這是知識分子前途最重要的一個契機，在被推薦為“茂才”、“孝廉”後，還必須再突破被聘任這一關，否則仍只是在野之身，飛黃騰達不起來。士大夫對於聘任他的恩主，跟日本武士、歐洲騎士對他們的恩主情形一樣，不但要為恩主冒險犯難，還要為恩主犧牲性命。至於為恩主服三年之喪，更平淡無奇。
上述五類行為，並不是每一個士大夫都做得到，但他們都競爭著或真或假的去做，並且往往做的有聲有色。當然有它的流弊，最普通的是有些人把道德行為當作欺詐手段。像服二十年之喪的趙宣，按儒家規定，在服喪期間絕不許跟妻子同寢，可是他在二十年之中，卻生了五個孩子。又像以廉潔出名的範丹，去探望害病的姐姐，姐姐留他吃飯，他竟然堅持要付飯錢。但即令這種流弊，對社會也沒有什麼大的害處。
士大夫不久就自覺必須維護自己百般經營才得到的既得利益，於是，推薦和聘任的範圍，遂逐漸縮小。最初選擇物件時，還注重聲譽，一個與各方面都沒有關係的平民，只要有被稱讚的道德行為，就有被推薦被聘任的可能性。後來情形發生變化，必須是士大夫家庭的一員（子弟），這個可能性才存在。一種堅強的門第觀念，因之產生。社會的縱剖面呈現無數直線行業，木匠的兒子繼續當木匠；農夫的兒子繼續當農夫；士大夫的兒子繼續當士大夫，也就是說，做官的兒子繼續做官，這就是門第。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