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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沈一貫。
然而，朱詡鈞對另外一些人的請求，他的反應卻像跳蚤一樣的敏銳。那就是散佈在全國各地的礦監和稅監們的奏章，上午送進皇宮，朱詡鈞的“硃批”諭旨，下午就發了出來。其敏捷迅速的程度，使宰相們自顧形慚。
由宦官管理開礦和負責徵收賦稅，是大黑暗時代的暴政之一，依照儒家正統的政治哲學，凡是祖先創立的制度，後世子孫絕不可以更改，而“礦監”和“稅監”，正是祖先創下來的制度之一。所謂礦產，主要的是金礦、銀礦和硃砂礦，某一個地方一旦發現礦苗，皇帝就指派一個宦官前去主持，官銜是“某地某礦提督太監”。所謂稅收，政府本有財政部（戶部）主持，財政部也本有它的稅務機構。但皇帝卻另外設立一個徵稅系統，由他指派的宦官負責，稱為“某地某稅提督太監”。簡稱為礦監和稅監。
在二十世紀，開礦是一件受人歡迎的生產性建設，但在大黑暗時代，卻是謀殺的手段。宦官在最初派遣時，固然只有一個人，不過依當時官場的傳統習慣，奇Qisuu。ｃom書他至少擁有一百餘人的隨從。在隨從中，他遴選十幾個負實際責任的礦務官員，此十幾個礦務官員，各又有一百餘人的隨從（這正是《紅樓夢》所形容的“奴才還有奴才”的現象），每家以五口計算，一個礦監至少有五千人寄生在他身上，這種非生產的人事開支，就是最富有的金礦都無法負擔，而且還不把貪汙的數目計算在內。礦監繫統自有他們的特殊辦法，這辦法就是一律轉嫁到當地居民身上，那隻要隨意指認某一個富家地下有礦苗，就可以了。一旦被認為地下有礦苗，那家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開礦，唯一避免拆除的方法是賄賂。開礦時挖掘不到或礦藏不多，附近的富家隨時都可被指控“盜礦”，富家破產後，盜礦的罪名就延伸到窮人頭上，他們被投入監獄，苦刑拷打，直到全家盡死，或繳出全部“盜礦”的賠款。一個礦場即令枯竭，也不能關閉，因為關閉後五千餘人的生路便告斷絕，所以全部開支，包括呈獻給皇帝的數目，都由當地人民承擔。
稅監跟礦監相同，而更普遍，像天津的店鋪稅，東海沿岸的鹽稅，浙江、廣東、福建等省的海外貿易稅，成都的茶稅、鹽稅，重慶的木稅，長江的船稅，荊州（湖北江陵）的店稅，寶低（天津寶壇）的魚稅、葦草稅。普通稅吏本已是爛汙人物，但比起稅監繫統，他們簡直純潔得如同嬰兒。稅監繫統只要用手向某商店一指，說他漏稅，這個商店縱然破產都不能清償。
除了礦監、稅監，還有采辦太監和織造太監。前者如採辦木材，採辦香料，採辦宮花珠寶；後者如燒製瓷器，紡制錦繡綢緞。他們對人民的傷害，不亞於礦監稅監。用採木作為說明，在採購中心的四川省，便有一個沉痛的諺語：“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形容採伐一根供皇帝建築宮殿的巨木，一千人中要死五百餘人，才能砍倒和運出叢山。四川人民一聽到採木的宦官駕到，無不驚恐。
宦官系統因有皇帝支援的堅強背景，他們的兇暴更甚於官員和鄉紳，甚至騎到官員和鄉紳的頭上，平民就更不堪活命了。最聞名於世的湖廣（湖北省及湖南省）稅監陳奉，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但徵稅，還公開地搶劫行旅，毆打維持治安的官員。他手下的稅吏在武昌（湖北武漢）經常假借著緝查私貨的名義，闖入民宅，姦淫婦女，勒索財物，稍為不滿意，就逮捕到稅監所主持的稅務公署，用酷刑追繳漏稅。一六○一年，即本世紀（十七）第二年，武昌就因稅吏強姦一位婦女的案件，激起大規模暴動，二十餘萬人攻擊稅務公署，陳奉逃到親王府躲避，密令他的騎兵衛隊三百餘人（一個宦官竟有如此龐大的衛隊），向抗暴群眾衝殺，當場數十人死於非命。群眾更為憤怒，生擒了陳泰最親信的助手六人，投入長江。雲南稅監楊榮，比陳奉還要厲害，群眾起來攻殺他的隨從，楊榮就一口氣逮捕了數千人，全都用酷刑拷死，又逮捕被認為拒絕合作的一位中級軍官（指揮使）樊高明，拷打後戴枷示眾。一六○六年，民變與兵變結合，突擊楊榮，把他殺掉。
罪惡的根源事實上不是宦官而是皇帝，楊榮事件後，就發生一件肉麻當有趣的反應。酒肉皇帝朱翊鈞並不追問群眾暴動的原因，而只對群眾膽敢犯上作亂，大為震怒。為了加強這種震怒的效果，朱翊鈞拒絕吃飯，宣稱：“楊榮算不了什麼，我痛心的是，那些兇手把國家法律的尊嚴置於何地？”
朱翊鈞貪財而殘忍，他在宮中除了吸毒外，便是喝酒，每喝酒一定酩酊大醉，左右侍候他的宮女和小宦官，一不順眼，朱詡鈞就喝令撲殺（我們應牢記他“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