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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子CEO柯菲德說：“西門子當初選擇出售手機部門給明基，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該公司同意繼續在德國開展業務。剛剛入主一年多就撒手不管，西門子有被愚弄的感覺。”而明基董事施振榮則說，“明基一年裡交了數億歐元的學費，比預期的多，可能會影響自身經營。做生意就是這樣，不打輸不起的仗，所以看情況不好就中止是明智之舉。明基的決定是經過慎重考慮的。”在德國，受明基西門子破產的影響，3000多名原西門子員工不得不另尋飯碗，明基站在德國媒體的風口浪尖，“明基愚弄了德國人”、“3000員工沒了飯碗”，3000多名明基德國員工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抗議，並驚動德國政界。賠了夫人又折兵的明基不但沒借著東風，品牌信譽度還大打折扣。
導致明基西門子出現雪崩式虧損的因素有很多，如李焜耀講道，“他們有良好的技術優勢和管理優勢，但他們的效率、工作方式和成本，對亞洲企業來講，很難接受。我們有非常好的方案，但由於漫長的討論和決策，直接導致明基的手機新品量少、上市慢、利潤低”；德國員工的高額人力成本，超出了明基的預期……
當明基與西門子還沉浸在新婚的喜悅中時，就有競爭對手在旁煽風點火，“兩隻火雞加起來，不可能變成一隻鷹”，火雞也罷，鷹也罷，殘酷的事實告訴明基和TCL，國際化之旅的路並不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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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哈哈“與狼共舞后遺症”
時至今日，娃哈哈與達能的離婚大戰鬧得滿城風雨，仍未落下帷幕。從人們眼中長達十年的模範夫妻變成對簿公堂的冤家。究其根源，十年前“孽緣”就已種下，潛伏良久終成氣候，一聲驚雷炸響在公眾的耳中。
回首娃哈哈的發展之路，並非一帆風順。正是發展中的諸多坎坷和困難，讓宗慶後借達能這頂洋帽子，最終引發種種問題。曾有人這樣描述娃哈哈借力外資的動機，“那時，達能的角色是宗利用其完成曲線MBO的一個棋子，有了達能的進入，娃哈哈透過相關資本運作進行改制變得簡單多了。”
兩家開始共結連理，矛盾的伏筆由此埋下。合作開始不久，娃哈哈與達能共同簽署《商標轉讓合同》。但事與願違，國家為保護民族民牌，突然緊縮外資併購管理政策，並未對娃哈哈商標轉讓一事進行批准，並將其駁回。娃哈哈與達能瞞天過海，於1999年簽了一份陰陽合同，明為使用，實為轉讓，即後來爭論中的焦點《商標使用合同》。合同規定，不經過合資公司董事會的同意，不能將商標給予其他使用；甲方和乙方理解並同意簽署簡式使用合同，僅為了在中國商標局和工商局註冊之用，而所有管制使用商標的條款和條件則包含在本合同中。
後來談及商標轉讓時，宗慶後如是描繪自己當初的動機，“我一再說，我們中國人就有一個美德了，所以也容易出毛病，中國是一個講情講理的民族，是講誠信的民族，你說你答應人家轉讓了，而且又把錢也收了，現在國家就不批准，你馬上把它否定，推翻掉了，我覺得也是不講道理的。”
本來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宗慶後與達能當初聯手瞞天過海，現在打出講情講理的幌子，作自己的說辭，這個帽子顯然蓋得有些荒唐。稍加分析就能明瞭，倘若真如宗所說，當初舉動是為了講誠信、講道理，那麼製造陰陽合同作何解釋？這分明是欺騙國家之舉。撿起的是人情小德，交易小德，失去的是法律大德，政策大德，這是多少精明的商人失足泥潭之處！說到底，驅動這個合同簽訂的，還是企業利益。如今娃哈哈遭到達能伏擊，力不足以支援，才拿出民族道義為自己辯解，大呼上當，未免是亡羊補牢。
在一紙陰陽合同鋪就的合資道路上，娃哈哈迅猛發展，開始在西部接二連三蛻皮，準備另起爐灶獨立向外擴張。其實，開始鏤空陰陽合同的始作俑者並非娃哈哈。2000年3月，達能收購樂百氏92％股權時，娃哈哈就曾頓時醋意大發，一個男人同時娶兩個妻子，這不是明擺著不好好過日子麼？但達能不管娃哈哈感受，繼續擴充妻子隊伍：2001年參股光明， 2004年收購梅林正廣和飲用水有限公司50％股份；2005年成為光明乳業第三大股東，2006年7月成為匯源集團第二大股東；同年12月與蒙牛組建合資公司，達能持股49％……這日子是沒法兒過了。
正是達能這些不斷激增的股份事實，讓娃哈哈看到違規的希望，反正第一個闖紅燈的又不是自己，娃哈哈集團也開始揚鞭長跑，遍插紅旗，前前後後共成立35家非合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