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美酒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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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來。

三 酒與文學藝術（3）

古代書法家、畫家在創作中亦離不開酒。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開始時向衛夫人學書法，後去作官，與東土士子日盡山水之遊，飲釣自娛，書法更加精進。其著名代表作《蘭亭集序》，便是他於紹興蘭亭和孫統、孫綽、王蘊等四十一人聚飲時寫就的。唐代的張旭，可謂中國的草聖，唐文宗李昂將他的狂草與李白的詩歌、斐景的劍舞看成世間的“三絕”。而他的“草書”，往往是在酒後完成的。在杜甫的《飲酒八仙歌》中，有“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的詩句。時人稱他為“張顛”，稱他的狂草為“醉墨”。其實他也不是真醉，他在酒後呼叫狂走，不過是乘一時之趣，使平時練就的功夫得到更好的發揮而已。蘇軾也對“醉墨”頗為欣賞，將其作為新建屋堂之名：“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飲美酒消百憂。”

宋代書法家蘇舜欽，官運不佳，被謫放到蘇州時，常練草書，有時酒酣落筆，較之平時更洋洋灑灑，別具一格，人爭相傳之。明朝遺臣朱耷，往往於醉後揮毫，人們知其嗜酒，聞字、畫“皆得其醉後”，所以，為了得到他的作品，便“置酒招之”，將紙、墨置於席邊，待酒興大發，他便開始潑墨，結果是“洋洋灑灑，數十幅立就”，而“醒時，欲覓其片紙隻字不可得，雖陳黃金萬鎰於前夕顧也！”（見《清朝藝苑》）

繪畫與書法一樣，要達到得心應手的程度，必須有嫻熟而深厚的技巧和功底，並心有所感而寄於筆墨，理論上要求“得意忘形”、“逸筆草草”，“妙在似與不似之間”。不僅書法家創作藉助於酒力，許多畫家亦然。蘇軾說：“詩至於杜子美（杜甫），文至於韓退之（韓愈），書至於顏魯公（顏真卿），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有餘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關於唐代畫家吳道子飲酒的事，史籍上多有記載，如在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中，說他“好酒使氣，每欲揮毫，必須酣飲”；在段成式的《酉陽雜俎》中，有寺院主持以酒換取吳道子畫的記載。這都表明酒與吳道子的畫之間，一定有些關係。明代畫家唐伯虎，築室於桃花塢，飲酒作畫，以賣畫為生，求畫者往往攜酒而來，才可得一畫。

古代與飲酒有關的名畫比比皆是：東漢壁畫《夫婦宴飲圖》；“磚印壁畫”《竹林七賢與榮啟期圖之一——阮籍》；晚唐孫位的《高逸圖》，此圖原應是畫“竹林七賢”的，因圖只存山濤、三戎、劉伶、阮籍四人，故殘卷得“高逸”之名；五代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南宋劉松年的《醉僧圖》；明代劉俊的《雪夜訪普圖》，是宋代趙匡胤雪夜走訪趙普的歷史故事圖；明代仇英的《春夜宴桃李圖》，這是一幅文人士大夫宴飲的圖畫；明代丁雲鵬的《漉酒圖》，此圖描繪了陶淵明過濾酒的場面；清康熙《五彩鍾馗醉酒像》等。上述作品充分地說明酒與書畫藝術不解之緣由來已久。

我國古代借酒作書、作畫者，遠非上述。可以說，大部分畫家和書法家的許多藝術精品的產生，都與酒密切相關。當然，他們之所以能創造出精湛的藝術品，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他們的勤學苦練。但是，也絕不能忽視酒對書畫作品的誕生所起的巨大推助作用。

4。酒與舞蹈

中國的各民族大都保留著本民族的酒禮習俗和歌舞文化。而酒與舞的不同的結合形式，恰恰最能體現出各民族的生活習性和民族性格。在諸民族自發的禮儀交往中，酒與舞往往被視作最隆重的儀式和最熱誠的接待，是最恰當、最美好的祝福和祝願。在一些少數民族的日常生活中，酒與舞蹈被視為珍貴，是人們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苗族人民居住的山寨往往被人稱作“歌山”或“花山”，這正是苗家人喜愛歌舞的形象的比喻。苗家有一句俗語，“苗家無酒不唱歌”。可見，酒歌在苗族的日常生活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而酒歌優美的旋律和節奏，正是苗家豐富多采的舞蹈的伴奏。酒、歌、舞的結合構成了苗族豪爽、開朗的民族性格和他們好客、敬客的個性。從苗家婚禮酒歌中的“樓板舞”中，即可體會到這種民族的性格及其淳樸、憨厚的民族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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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酒與文學藝術（4）

當某家的兒子透過自由戀愛的形式，娶到了一位稱心如意的好媳婦時，村寨裡的青年男女就要彙集到新郎家中討喜酒吃。新人將朋友們邀請上小樓，打圈圍坐在一起，這時朋友們唱起酒禮歌，新人趕緊捧出美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