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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才不下評判。
弟前次發信後,旋即查檢官書,嗣於左文襄奏疏,及本浙記略詳加參考,始知克復寧紹,止有洋將,並非洋兵。
其洋將系外國領事,呈明總理衙門,權授中國武職,募勇代為訓練,奉旨歸督撫節制者。時左文襄遠在上游,故由前任寧紹臺道張公景渠就近調遣。張公前因寧波失陷,退守定海,奉旨追問查抄,其急於立功自贖,已可概見。寧波既復,以次及於紹興,理勢然也。洋將既已投效中國,受職練兵,所練乃系中國之人,食中國之餉,果能克復職地,朝廷自有懋賞,亦何得紳士私許酬勞。然則著之論者,竟謂洋兵由陳眉卿請來,視為申包胥秦庭之哭,誤矣誤矣。來示謂克復由道府主持,其十萬之費,乃專為克城之日,禁勿擄掠,以為抵擋之品。洵為能得其實,蓋弟昔年所聞,雖誤傳十萬為酬之費,然款之所出,全希望於城中賊遺財物,則眾口皆同。紹城素稱繁庶,賊踞以後,又括取鄉間金錢,旁觀揣測,以為何止千萬。而不知兵臨城下,玉石俱焚,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陳氏以此取禍,誠為失算之甚者也。雖然,笑陳氏之迂愚則可,而竟以為圖利則不可。天下原有假公濟私之人,然亦必假公以為名。陳氏本系敦品之人,既倡議與洋人立約,使十萬之款償足洋人,此外尚有盈餘,必以辦地方善後為先,斷不致公然入放己囊。無如書生不諳兵事,部下既無將卒。入城之日,安能儲存遺物。則不達事勢,不揣權力,陳氏誠有不能辭咎者。而以成敗論人者,遂不復原其心跡,亦可悲已。示以陳氏立約,何以不令道府列名為疑,則弟可以意見解之。夫帶兵之官,止能禁止擄掠,斷不能縱容擄掠。咸豐軍興以後,鮑春霆一軍,最稱善戰,而最無紀律。他軍紀律較嚴,然克城之日,賦中遺物,亦任聽取攜,蓋非此不能得將士之死力也。
但此例雖成習慣,卻不能形諸筆墨。若謂擄掠應行禁止,又何能再給以十萬,此官話所說不出者。而況洋將既受中國之職,聽道府之調遣,豈有長官與統將立約之理,此道府所以決不與聞也。洋人性直,初到中國,不識情形,貿然立約,兩邊皆屬冒昧。道府未必不知,特不肯擔任耳。據章秋泉雲:眉卿先已保獎同知,令叔亦云復城之後,陳氏翎項輝煌,揚揚自得。竊謂道府既欲規復紹興,而適有紳士為之嚮導,自必歡迎。洋將之來,縱不能歸功於陳氏,亦未始無贊成之人,以致使蔣果敏為之賠補。①當時帑藏甚絀,左文襄之恨之也,亦宜。然竟致死非正命,則亦未免太過,要當原其心而哀其遇也。現聞陳伯棠尚有遺文刊入大亭山房叢書內。現正物色此書,不知其中有記及復城之事否?弟一面仍函詢友人,如有知其事者,當兼聽並觀,以期折中至當。以便先抒所見,上質高明,再前詢相笙世兄,謂陳眉卿系清水閘入,正與來示相符。弟查乙亥北榜同年陳冠生,後得癸未大魁者,亦清水閘入,順以附陳。再大亭山館叢書,現已借到。其書乃陽湖楊葆彝所刻,內伯棠剩稿三卷,楊君為作序雲:餘與伯棠訂交在其罹禍之時,始末知之最審。沈子昌宇,汪子學瀚,皆為撰述其事,自足微信。餘不文無容多贅。惜楊君未將沈汪二君所作附刊集內。然玩其口氣,陳氏之受屈可知。今惟有訪求沈君昌宇,汪君學翰文集,當可得其詳也。刻書人楊葆彝號佩瑗,未知與前署紹府之楊公叔懌是否族屬也。尚祈指示為幸。紹興既克,沒有多久,浙江全省即已肅清。
當時李秀成、李世賢、黃文金等之幾個天國的要人,急又回躥江蘇。誰知忽得天皇洪秀全的噩耗。三人頓時大驚失色,李世賢和黃文金兩個,忙問李秀成道:“我們的天皇大哥既崩,官兵又是如此厲害,我們三人,若不趁早想法,後顧茫茫,如何是了。”
李秀成便毅然決然答道:“二位快快不可如此存心。天皇大哥雖已駕崩,還有太子可以擁戴。此其一也。我們反抗清廷已經長久,清廷對於我們幾個首領,豈有還不恨入骨髓之理。若去投誠,萬萬不能辦到。此其二也。即使清廷網開一面,准許我們投誠,他們的條件,我此刻可以預料:第一樣必須我們獻出太子,將功贖罪。第二樣必定責成我們收拾殘敵,莫說現在一盤散沙,我們的兵力,也難對付一班老弟兄們。即使能夠對付,試問於心安否?此其三也。所以我的意見,只有仍保太子,拼命做去。諸葛武侯的那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兩句。便是你我幾個的歸宿。”
黃文金先介面道:“既是如此,我們只有再幹下的了。”李世賢也說道:“事既如此,讓我再統大軍,去援徽寧,以便牽制攻打天京的官兵。”
李秀成聽了大喜道:“此計甚是,賢弟快快前去,我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