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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論家就是大領袖的才具——自然，這種才具，自然不是純用科學方法去研究問題的入所樂聞的。
煽動家雖然不過是一個黠的政客：可是他既是某種觀念傳播給民眾，可見他必定是一們心理學家。
如果叫他來做領袖，那必定較不通人情的理論家為優。
所以講到領袖的才能，就是指能夠鼓動群眾的才能而言。
理想愛和領導群眾的能力是截然的兩件事。
假使一個人一身能夠具備理論家、組織家和領袖的本領，這真是了不得的偉大人物了；然而這究竟是世界上少有的事。
前面我已經說過當我黨在運動開始的時候，對於宣傳這一點我們就加以十分的注意的。宣傳的使命，就是在使一小部分的中心人物，能夠接受新主義，俾造就將來組織的時候所必需的分子。
在這過程中，宣傳的目的，實在比組織的目的更重要。
宣傳工作，就是在孜孜不倦的為自己的主義去招致信徒，而組織的目的，就是使信徒之中最優秀的分子成忠實為黨員。
至於信徒們辦事的效能怎樣，才幹怎樣，智力怎樣，人格又是怎樣，這都不是宣傳的本身所應該去顧慮的；因為宣傳的目的，就是在招致信徒，至於在眾人中去慎選幹員，俾能推進運動，而使主義能夠到達成功之路那實在是組織方面的工作。
宣傳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在替未來的組織設法羅致人才；而組織的第二個任務，那就是爭取權力，俾希望達到新主義的最後勝利。
組織方面的任務，就是在注意黨員不因內部的不和而起分裂，致使運動的工作，因而陷於衷弱地步，還須注意於奮鬥的精神，不致萎靡，能夠再接再厲臻強固為了要達到這種目的，所以要注意著不應該去濫招黨員。
因為人類中只在少數的有具有毅力和膽量；所以如果一種運動的黨員，要是漫限制的招收。
那麼這個運動終有衰敗的一目的。
如果單單是為自衛計，那麼，一種運動而要想維持著它的勝利，就得要限制黨員的人數；就是以後想擴大組織，也要單詳加考察，審慎出之。
惟其是如此，那才能使這運動的幹部時時更新，時時健全。
幹部必須要握著指揮運動的全權——換句話說就是決定宣傳的內容，以便博得世人的贊同，總攬一切的權力，進得著一切的工作，以謀理想的能夠達於實現。
我主持黨中的宣傳事務，那時非常小心的，而且不但要替將來的偉大運動留下發展的餘地，還宣傳著最激烈的原則，去吸引那些最優良的分子來加入我黨。
我的宣傳越是激烈驚人，那麼，那些性格怯弱而信仰不堅的人越是生著畏避的心而不敢來侵入我們組織的幹部，這些都是有益於我黨的。
當時我採用強有力的方式，來用作我黨的宣傳，使我黨的運動日趨於激進；從此以後，凡是加入我黨的人，便多是激進的人。
這種宣傳不久就有了成效，有幾十萬的人數，不但深信我們是對的，而且極希望我常能夠得到勝利，因為他們是怯懦而不敢犧牲的。
直到一九二一年，這種吸收同志的工作還是不錯，而且對於我黨的運動雖有百利而無一弊的。
不過這一年的夏天，由某種事件顯示了我黨的組織不及我黨的宣傳，於是是宣傳的成效，也就日見顯著了。
從一九一九年到—九二○年，黨員大會選出一個委員來指導我黨的運動。
根滑稽，這一個委員會竟採取我黨所極端反對議會制度。
我不願附和這樣笨的辦法。
不久，我不再去出席於委員會了。
我只有為我自己作宣傳，不問其他的一切。
我不聽任何無知者的勸誘而改變方針，同時不去幹涉他人的分內事務。
等到新章程一經採用，我就被任選為黨中的總理，因此我便取得了必要的威權及附帶的權利，這種愚笨的辦法也就立即廢止。
用實行專責的原理，去代替委員的合議制。
總理是負責指揮這個運動的全責的。
日子長久了，大家就公認這種原理是合乎自然的，至少在黨的統治上該是這樣。
委員會只有空談而毫無一些成績，所以如果把它來解散最好使他們去從事實際工作。
眼看著他們一聲不響的離職，以後不知到那裡去了，不禁要令人笑起來。
因了這事使我想念到同樣的大制度，那是國會（R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