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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有著更厲害的悲慘的。
因為喻普斯堡皇室和天主教會都不能獲得像他們所希望的利益。
哈普斯堡皇室既失去了帝位的寶座，羅馬終也失去了一個大國。
奧皇靠宗教的勢力，以達到政治的目的，竟然能夠會喚起一種意想不到的精神。
這種精神，起初本沒有人看作是不可能的。
他極力想法來消滅舊帝國中日耳曼民族的特性，而這反應。
實為奧地利的汛日耳曼運動。
世界大戰之後，哈普堡斯皇室已經有具備了最後的決心，逐漸來剷除危險的日耳曼民族——這確是一種新斯拉夫政策的目的，——於是全國並起了革命，決意抵 抗到底，這是近代日耳史上所未曾有過的先例。
這樣具有愛國思想的熱心者，便一變百為亂黨了。
——這些亂黨，他並不背判國家本身，是背判—種政府的制度；因為他們深信這種制度，是必定會毀滅民族的特性的。
在晚近的日耳曼的歷史中，能夠判別出對於皇朝的忠誠以及對於祖國和民族愛護，這還是第一次。
我們必須知道，人類的生存的最高目的，並不在維持一個國家或是一個政府，而是在儲存其民族的特性。
人類的權利，實在高於國家的權利。
一個民族，假如因為人類的權利而起來奮鬥，即使遭是到了失入，以致不能立足於世界，這是他的命運不佳的緣故，要是一個人百不能為他自己的生命作奮鬥，那麼，公正的上天，早已註定了他的末日了。
怯懦民族，在這世界上是不配生存的。
凡是有關於汛日耳曼運動的興趣和衰落，以及基督教社會主義黨的驚人的猛進，這都是我研究的目標，而且對我具有深切的意義的。
我首稱對兩個人研究，這兩個人可以說是這兩種運動首創者和領袖，就是喬治薛耐雷（Georg Von Schoerer）和卡爾·呂格勒博士（Dr·Karl Lueger。）
這兩個人都是超出國會中的一般議員之上的，雖然他們處在惡濁的政界中，然而他們的生活依然能夠保持著清白而不起腐化。
我起初雖然也表同情於凡日耳曼派的喬治薛耐雷，但是後來便慢慢地情於基督教的社會主義黨的領實了。
我當把他們兩個人的能力，來加以比較，覺得薛氏對於基本問題心乎是一個比較優良堅定的思想家，他料定奧國的結局，實在比了任何人更為清楚正確。
他對於哈普斯堡皇室的警告，假如被採納的話，那麼，德意志的和全歐對抗的慘禍，當然不致發生了。
這類問題的內部，薛氏是認識清楚的，但是對於為人類本持的見解，那就有著謬誤的見解了。
這一點，便是呂氏的優點。
呂氏的認識人本領實是罕見的，他的觀察也不致有著過分的損失．
所以他深悉人生中實際的可能的事。
薛氏對於這點，那就瞭解得很淺。一切凡日耳曼的運動，他們的思想，在理論上都正確的，但是，缺乏了力量和了解，所以傳播其理論上的知識，不能應用一定 的方式，使民眾易於明白，因為民眾的瞭解力是極有限的。
為了這樣的緣故，一切的知識，便成為是一種先知的智慧，絕無實現的可能了。
資產階級的奮鬥力是十分有限的，可惜薛氏對於這一點不大明白。
因為資產階級為了他自己的經濟地位的緣故，每個人都恐蒙受一種損失，所以他們的行動逐相當的受到了阻得。
薛氏對於下層社會的重要性缺逐深切的瞭解，這實在是他對社會問題的兇識淺陋的緣故。
在呂氏，這恰好和薛氏相反。
他十分明白現在上層的資產階級的奮鬥力是極薄弱的，在一個偉大的新運動之中是決獲得勝利。
因此他就準備利用一切現有的力量，聯絡強大的現存的組織，使他能運動。
眾這種舊有的力量去獲取最大的利益。
呂氏的新黨，最初是把行將崩潰的中等階級作為基礎，因此他就獲得了一班極難動搖的黨徒，他們既能受極大的犧牲，又能作堅決的奮鬥。
他又善於聯比利時天主教會，他這種聰明的舉動，終於獲得了青年牧量的對他的贊助。
於是舊教士黨（Clerial Party）只得被迫而退出競爭的政治舞臺，其中比較明達的，或許竟也來加入新黨，以期慢慢地再恢復他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