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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最使批駭異的，是為工人的經濟痛苦，還是他們的卑鄙行為，或成為精神生活的低下？我實不得而知。
生活困苦的人，說他們只要足以維持生活，則為德意志人或非德意志人都是一樣的，中產階級聽見了這種話不是要勃然大怒嗎？
他們對於這種“民族自尊心”的缺乏，一定要大聲斥責，表現出他們憎惡的意思。
為什麼中產階級有比較優的情緒？真正能夠返躬自問的竟有幾人？
能夠了解在祖國民族的文化生活和藝術生活之中，有許多偉大的成就，使他們成為得天獨厚的民族中的分子，又有幾人？
能夠明白祖國的先榮，在於祖國各方面的偉績的，又有幾人？
到了此刻，以前我所不知的事，便完全懂了。
欲使民眾“民族化，”須得先造成健全的社會環境，然後再教育個人，這是最重要的問題，因為欲使知道祖國在文化上經濟上以及政治上的種種偉績而自幸為此民族的。非成教育入手不可。
一個人必須為他所愛的而奮鬥，而所愛的也必須為他所敬，然而不是他明白瞭解的東西，那又何能對他發生敬意？
我對於社會問題既發生了興趣，便透澈的研究他們，於是新異的世界，逐出現在我的眼前了。
在一九O九年到一九一O年中間，我的生活環境漸漸的轉好，無須靠傭工來維持生活，我靠了製圖及畫水彩畫來維持我獨立的生活了。
凡是不底和帶有怯弱性的事件，都是為民眾所不歡迎的。
民眾愛嚴峻的統治者，甚於愛乞憐的人，他們對絕對的主義，較之對不知如何使用的自由還要覺得滿意，就像婦女的性情，對於受抽象理論的感動，決不能像敬羨一種優越的勢力一樣。
他寧願屈服於強者，而不願去支配一個弱者，所以民眾對精神是所受的威脅，並不覺得可恥，就像他們不覺得他的自由被凌，及至逼而反抗就以為可恥的，他們或許不知道遇的冤抑，但見到統治者舉止的果毅，言論的堅利而終使他們服從到底。
若以一個具有高超真理而施行方面卻是非常殘酷的主義，起而反抗社會民主黨，那麼無論這個鬥爭怎樣劇烈，這主義必會得到勝利的。
不到兩年，我已瞭解社會民主黨的學說和它的專門用途了。
社會民主黨從它的經驗中很知道實力的可貴，所以對於該黨認為有實力的人，就攻擊不遺餘力，——實力實是不可多得的東西。
而在別的方面對於敵方的弱者極力頌揚，起初很小心，後來大膽地實行起來，且看弱者的能力如何而定。
他對於無權力意志的畏懼，還不若他對於資本平凡而意志果毅的人的畏懼為厲害。
他又能夠使人民相信，惟有他才有和平的秘決；同時以不動聲色的舉動，乘群眾不注意的時候潛施壓力，或竟大膽的出而掠奪，得寸進尺，以拓張他的地位。
這純粹是利用人類弱點的策略。假如對方不懂得以毒攻毒的戰術，他這種策略是步步勝利的。
我們不得不對弱者告誡說這是一個存亡的關鍵。
在工場、商店中或群眾大會及示威運動時所有的恫赫，倘使不碰到相同的勢力，那是常常得到成功的。
工人遲早必定要被貧困所迫而加入社會民主黨，資產階級對於人類最合理的要求亦往往反對，這不僅是愚昧；也是不道德的，而且對於他們也無一些利益，而工人中就是極守紀律的，但也不得不固此退出工會而參加政治。
在我二十歲的時候，對於保障工人權利和改進勞工生活的工會，和那階級鬥爭中為政黨作工具的工會，也已能夠辨別清楚了。
社會民黨知道工會運動的極端重要。所以就利它作為一種工具，因而獲得相當的優勢，反過來，資產階級不能見及於此，所以便就失去了政治地位。
他們以為看輕工會運動。不使他按步的發展，便就可以使之消滅；或竟令它走入了不通的歧途。
如果說工會運動的祖國為敵有害的，那實屆荒謬可笑的。實在說起來，那是恰恰相反的。
倘若工會目的是在改善國家的墓礎中某階級的生活狀況而能獲得效果，則其行動絕非和祖國為敵，倒是名正言順的民族運動。
這樣，工會運動對於社會思想的形成，有著不少的助力。沒有了它，普遍的民族教育，便也無由中去著想了。
所以它的最大的功績，便是在於除掉社會的流毒，根治身體的心理的病源，因以增加民族的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