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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
1930年4月14日《時報》載：“（蘇州）市立小學教師費，積欠已久，市小學教員，大半無米為炊．仰屋興嗟。市立胥江小學教員單鼎襄、孫信良等，以生活維持無方，學童課業，又不能任其中輟，故決定於每日課後，習拉人力車，以維生活。”1930年4月，江都小學教師亦因索欠而停課，其停課宣告稱：“……計至現在為止，除舊欠五個月不計外，新欠又達三個月以上。同人等服務教育，受俸本微，處此米珠薪桂之秋，已感生活竭蹶之苦，近復從公數月，不獲一錢，個人不得一飽，遑論仰事俯畜之資。同人等受苦之深，已達極點，……自即日起，一律停止工作，專事索欠，及力謀以後生活之安定，圖窮匕見，事非偶然，生計所關，情非得已……總之，同人等此次停止工作，實受生計壓迫所致，迥與無理取鬧者不同……”
國民黨浙江省黨部主辦的《東南日報》曾報道：“長興的小學教師，苦得竟比災民都不如；因為這學期只發得22年度3月份一個月的補助費，總計共欠9個月。……所有區款，又因廢除苛雜，已廢光了！所以經費來源已告斷絕。在這種情形之下的小學教員，除中途停閉打鋪蓋滾蛋外，其餘都是靠噹噹頭吃山芋、燒餅等度日……但是這倒還不算什麼，最可憐的，是某校某教師，因為當局不發款，一家老小維持不下，竟將他十四歲的妹子（現已五年級了）以八十元的代價，賣給漁船裡做小媳婦，雖經我們流淚的相勸，但到底終為生活所迫，勸不回來！”
《東南日報》就此曾刊登數則教員來稿，有一署名“苦教員”者寫信訴苦說：“我們長興小學教師的待遇向來就很微薄，（普通每月20元左右）自從前年（1933年）打了一個9折，就覺得不敷應用了，到了去年，又是打了一個八折，九折後再打八折，一共不是成了七二折嗎？假定是20元一月的收入，豈不是隻剩14元4角了嗎？扣去了6元的膳資，餘下的8元4角，叫我們怎樣的支配呢？！可是教育當局，不顧我們的死活，一扣再扣，扣了又欠，欠到現在已經有10個月了，（去年6月下半月起至今年4月15日止）難道我們做小學教師的，飯都不要吃的嗎？衣都不要穿得嗎？我們的家庭，也隨著我們餓死嗎？欠了人家的錢可以不還嗎？將來的衣食，向那裡去賒欠呢？”
1934年9月29日《東南日報》又有報道稱：“說到他們（指小學教師）的代價呢，實在可憐得很，最多不過十五六元，少則四五元，較之現錢交易的黃包車伕，不及多多，一連欠了四個月的薪，家庭中的老和小，暫且不去顧他，就是個人生活，也難維持。因之在初欠薪的時候，向人告貸；繼則挾了大包小包的衣服，向長生庫裡跑；近來可愈棄愈糟糕了，日復一日的欠下去，弄得來借已無門，當亦無衣，一日三餐，將到了沒有著落的日子，一切的寒衣，還安居在高牆頭裡，學校辦公室的教員，好似監獄署裡囚人，大家只有相對而泣。改業嗎，人浮於事，不敢輕易嘗試，苦幹嗎？！只有餓死一條路。唉！這是餘杭的神聖教育，這是餘杭神聖的教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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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幕誰曉教師泣血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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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幕 教育一刻拖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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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早羅傑就趕到了鄧本殷的宅邸，對於這個搖錢樹，鄧本殷自是不敢怠慢，在書房之中接見了羅傑。
“幾天不見，鄧指揮可是越來越精神啦！”
鄧本殷見羅傑進來，放下手中的筆，對羅傑做了個請的手勢，說道：“可不是麼，每天只要想到你那抗生素x啊，我這心裡可就舒坦的不得了！不知道你那廠子什麼時候才能建成啊？咱可是等得著急啊！”
羅傑笑了笑，說道：“現在工廠雖然基本建成，裝置什麼的都安裝好了，但是工人卻還不到位啊，這讓工人熟悉生產也還需要一段時間，現在只是試生產，估計等到下個月應該可以正式投產，還望鄧指揮多多包涵。不過我現在手上有一批樣品，本來是打算給那些代理商的，既然鄧指揮等得著急，那就先給鄧指揮，晾一晾那些個洋鬼子也好。”
鄧指揮擺了擺手，笑道：“呵呵，本來我是不該要你這些樣品的，不過現在這八屬之地的財政是入不敷出啊，對於羅老弟的好意，我就代表八屬人民笑納了。羅老弟是無事不登三寶殿，說吧，這次來找我有什麼事情麼？莫不是又有什麼新生意要做，想拉著咱參上一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