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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他坦言自卑對於一個人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自卑使人非常敏感，繼而懂得察言觀色，揣摩別人的心理。這種敏感一旦迴歸了自信會形成一種更善於與人溝通的能力，懂得考慮別人的感受去做事就更容易成功。”
不錯，當一個人在乎外界的看法大過於對自身的展示，他會敏感地洞察並且“一日三省吾身”；對他人表現和反應的關注，本身已經是人際交往的核心部分。當學會在交際中讓對方感覺舒適時，俞敏洪的社交能力也得以漸入佳境，他能夠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人生價值正在慢慢地實現，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這都是一個美好的過程。
自卑還有一個好處。俞敏洪自己說：“如果一個人從來沒有自卑過，只是自大、傲慢過，這個人一定很淺薄。”自卑讓俞敏洪在很多情況下都能夠沉住氣，比別人多想到一些，比別人多看到一些。
俞敏洪後來創辦了新東方，從海外忽悠回來“三駕馬車”，從此新東方走向輝煌。但新東方這個高層和其他企業的高層都不同，高層人員基本都是俞敏洪的同學或老師，至少都是知識界的精英，他們對俞敏洪不存在上司與下屬的關係，更不存在僱主與員工的關係。他們從來都是有話直說，並且不分場合，堂而皇之名正言順，甚至只要公司出了問題，不管是誰的責任，先臭罵一頓俞敏洪再說。即使當著學生的面，當著基層工作人員的面，也從不給俞敏洪留面子。而俞敏洪硬是厚著一張臉皮，表現了極高的素質和涵養，任它風吹雨打，我自巋然不動。
回到當時來看，在北大的時光，對於俞敏洪來說，就是一段被邊緣化的日子。一個人生活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對自己存在的意識和確證，由此獲得存在的自我價值的實現。但當一個人完全被邊緣化的時候，也就等於剝奪了他獲得他人認可，以確證自我價值的機會。
如果客觀一點來看，俞敏洪在北大的被邊緣化，讓他企圖“出人頭地”的慾望在日復一日的單調生活裡被壓抑著，等待一個出口。五四之後，“人文主義精神”已然成為北大的一塊金字招牌，俞敏洪渴望融入北大的這股洪流，但自卑和不善同人打交道又將他遠遠隔離了這道洪流，正是這種欲求而不得的巨大的心態反差，雕琢出了俞敏洪刻苦、百折不撓的品性。
為了讓自己在英語系中站住腳跟，他瘋狂地練習聽力和口語，狂背單詞；為了補給自身人文素養的匱乏，他不停地買書、借書，直到母親威脅他要斷絕伙食費……
另一方面，正因為無法融入北大“憂國憂民”的人文傳統，俞敏洪沒有把時間花在思考國家未來和民族危亡上，雖然不夠崇高，卻絕對務實，一心為生計奮鬥，踏踏實實地掙錢養家。
正如一位評論人士所言：“如果不是北大這個環境，俞敏洪未必能有今天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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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拳拳教師情：職業生涯（1）
畢業，是個感傷的話題。四年朝夕相處，一朝各奔東西，再見不知何時。
畢業，也是個激動的話題，一旦邁出校門，踏上社會，學生時代的或光輝或低落都成過往，面對的是嶄新的生活。社會生活與校園生活的大相徑庭，會迫使很多人在畢業後面臨種種的嚴苛考驗甚至是殘酷抉擇。要生存，要發展，許多人往日的志趣、理想可能伴隨著大學生活的結束而煙消雲散，隨風而逝。
“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此話被廣為傳誦，它指出了真實生活中存在的一個基本事實：人類生存的物質生活是基礎，是生存的第一需要，其次才是精神層面的需求。“糞土當年萬戶侯”云云，只能是心裡喊喊過過癮。
俞敏洪畢業後留校教學，成為北大的一名英語教師。那時候教師的收入微薄，待遇也較低，當時流行的一句順口溜“當教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便是當時大學教師薪水低的真實寫照。
俞敏洪開始了清貧的職業生涯。
８平方米的房子
1985年，俞敏洪畢業，正值北大公共英語系迅速發展，教師人才奇缺之際。習慣並漸漸喜歡上了這種在未名湖邊抱著字典散步的寧靜生活的俞敏洪，畢業時十分眷戀大學校園的寬鬆氛圍，他斗膽“混進”青年教師隊伍，一個禮拜授課八節，月薪60元，就此拉開了他教育生涯的帷幕。
剛當老師那陣，學校分給俞敏洪一間8平方米的小地下室，整座樓房的下水管道剛好從他房間經過，24小時不間斷嘩嘩地響。
俞敏洪每天讀著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感覺自己彷彿在水簾洞裡的孫悟空一般。直到四年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