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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東方的轉型痛苦而艱難。原先將家族人員請出新東方，尚且要得罪一幫親戚，惹得母親和妻子半年都不搭理俞敏洪；如今要請這幫精英們將原本看得見、摸得著的利益拱手交出，換來看不見摸不著的股份，更是難上加難。
2000年5月1日，新東方公司化改造正式啟動，註冊了由校長、副校長和一些名牌教師等11名股東組成的“東方人科技發展總公司”。大家原來佔據的實實在在的地盤，現在變成了抽象的公司股權，大家開始慌了。
新東方學校在法律上規定為“私立公有”，也就是說，股東們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而原先地盤的所有權又放棄了，那麼股東們手裡那一紙“股東協議”究竟具有多少價值？
根據公司股權設計，俞敏洪佔有絕對的控股地位，其餘十位股東只能分享剩下的股權，俞敏洪成了“獨裁者”，是新東方的主人，而其餘人等變成了俞敏洪的“僱工”。
新東方高層的天才們，學歷、知識和理論都是絕對過硬的，碰到管理就束手無策，不知如何入手。再有，這些天才們都接受了西方先進思想的薰陶，“民主”兩個字是最碰不得的，如今碰到“獨裁”，自然極不舒服。
其實俞敏洪一直都在“獨裁”，只是由於之前各位副校長都有自己一塊地盤，俞敏洪不參與他們的利益劃分，他們也不干涉學校的行政事務，井水不犯河水，大家自己做飯自己吃。可是如今不同了，自己的鍋上繳了，大家在一個大鍋前吃飯，如果還是俞敏洪一個人“掌勺”，吃多吃少不由己，大家自然不願意。
於是，俞敏洪的“獨裁”地位就像原來在舞臺的不起眼角落忽然被打上了聚光燈，顯得格外顯眼，矛盾自然也格外突出。
其實，表面上大家在爭權，實質上爭奪的是利益。各佔山頭各自為王的時代結束之後，權力與利益緊緊相連，誰得到的股權多，誰的利益就可能比別人多。利益可以由規則來決定，但問題在於，新東方的利益分配規則在哪裡？
10位副校長實行的是工資制，除了固定工資外，還有“分紅”。新東方沒上市，“紅”從哪裡來？
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了學校上面。有人說，按股權比例，把學校收入和預收款分了，股東們都把錢收到自己的口袋裡，自然感覺安心；可是，新東方如果遇到緊急情況怎麼辦？新東方的再生產資本從何而來？各地分校的費用由誰來出？ 。。
第二節 禍起蕭牆：利益之爭（3）
既然學校利潤分不得，股東們的“紅”又從哪裡來？換句話說，交出地盤之後，自己的利益和價值在何處？股權，輕飄飄的沒有安全感；工資，沒有體現出地盤價值；講課費，是自己的額外勞動所得。股東們陷入了困境，所有權和支配權都沒有了，他們能牢牢握在手心裡的還有什麼？
恐慌產生，信任危機隨之而來。原本是大家積極推動的公司化改革，變成了俞敏洪“杯酒釋兵權”，變成了一場“中央集權”的“陰謀”，變成了一次“人民公社”運動；原本各“諸侯”混戰，俞敏洪協調利益均衡的局面，變成了“諸侯”們聯合起來，抵制俞敏洪“獨裁”的局面。
其實，俞敏洪的“獨裁”未必是壞事。《東方馬車——從北大到新東方的傳奇》作者盧躍剛評論說：“這種高度集權的治理結構，好處是決策效率高，可以防止轉型過程中失控，影響新東方全域性。俞敏洪憑本能和絕對的控制權力，把學校與爭吵不休的公司隔斷，把管理高層與中低層隔斷，緊緊抓住學校發展不放，穩定教師隊伍，守住北京，鞏固上海，進軍廣州，一年的時間，使新東方的學生人次增加了10萬，客觀上降低了新東方的轉型風險；否則，新東方早就分崩離析了。”
不過，這些功績股東們看不到。俞敏洪放棄他的地盤——出國考試培訓（佔新東方年總收入六成的利潤），只拿工資，股東們還是不買賬。利益與權力，始終是小股東們緊抓不放的要點，沒有直接的解決措施，矛盾就只能不尷不尬地拖下去。
制衡得失談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讓人們對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深惡痛絕；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意識到，民主的泛濫所造成的災難可能超出人們的想像。
專制與民主，不是絕對的對立，而是可以進行微妙的轉換。一個企業，並非只能二者擇其一，否則便會出現有違初衷的結果。
“CEO聯席會議”基於良好的“民主”願望，卻未必能夠將民主進行到底，反而陷入了悖論中。
中國歷史上對於專制與獨裁已有豐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