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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還想說兩句關於香港的題外話：大陸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從最開始就借鑑了太多的香港模式。我本人並非學經濟的，沒有能力去客觀判斷這種做法正確與否。但是直覺告訴我：長期這樣下去絕對不行！香港地少人多，沒有立足之本，說得直白點就是“只有投機才能生存”。那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名號，很多中環上班的西裝友都明白，說得好聽點其實是“國際避稅中心”，說得不好聽點就是“國際洗錢中心”！如果不是封閉了幾十年的中國需要一個透氣的“視窗”，香港不要說上海，連廣州都比不上……這樣一個靠投機起家的經濟模式，這樣一個客觀上犧牲了10億人民幸福換來500萬人優裕生活的經濟模式，他媽有啥好借鑑的？香港有句俗語“厭人窮憎人富，人情涼薄”，說的就是他們自己，也是普通港人對香港經濟社會的反思……這樣一個畸形的經濟形態，高地價高樓價，人人炒股瘋狂投機，波峰低谷來回過山車，老百姓週期性的被“洗劫”，香港出於自身的條件所限而被迫選擇這種模式，無可厚非；但是中國大陸為什麼要去學？……我雖然知道答案，但是我沒有資格評論，因為我自己都在給總BOSS做事，只能留給時間評說。
回大陸後，我和Pauline在廣州呆了幾天，然後她回上海去見陳原，我回成都。我們的工作並不需要隨時在辦公室待著，沒有任務的時候，各自回家做些research還挺不錯。
後來數年我的工作就一直是這樣：香港北角那邊沒有case過來的時候，我把行頭收拾好，放在廣州天譽花園的一個套間裡，然後換上T恤牛仔褲回成都。在成都是一個放鬆和休息的階段，我故意不嫌麻煩的這樣來回跑，為的只是讓自己不要太“脫離正常生活”。但其實後來發現根本沒用，不可能放鬆的下來的，這一行是90％的research ＋ 10％的attack……
不過還好，在成都這幾年透過一個BBS認識了一些臭味相投的朋友。和你們在一起的日子很開心，謝謝你們！^_^ （知道你們正在看，看完誰組織一下今晚的飯局？）
大約過了半個月，我突然接到鄧蒙的電話“有件事情想給你說一下？”
我問“什麼事？”
他很長時間沒吭聲，然後嘆口氣“你能不能馬上到上海來？我們見面再談”
“好！”
閘了電話後我仔細想了想，明白了：鄧蒙一定是碰到了什麼不願意讓Christy知道的難題，所以想先和我說，畢竟我現在是Christy在大陸的代理人。而且沒有猜錯的話，Pauline一定已經和鄧蒙見過面了，是她讓鄧蒙給我說的。
等了半小時，Pauline的電話果然過來了，不出所料，是大問題“鄧蒙那裡現在只剩他一個人了！”
我想了想，開口“告訴鄧蒙別亂動！別讓北角上海辦事處的那兩個女人知道他那裡出問題了！”
北角上海office有兩個MM，都他媽是騷女，年齡不小又沒成家、嚼舌頭吊凱子是主要日常生活的那種。這兩個女人都是Christy的舊相識，兩個一前一後做過Christy以前在上海投資的一家公司的總秘。她們的level比起Sandy來簡直他媽差太遠了！先開始老子一直對Christy的這種做法有點怨言，這種典型cheap girl還留著做什麼？她們又不知道北角的真實身份，就是兩個office花瓶，他媽上海遍街都是……不過後來我漸漸明白了Christy的用意：北角在大陸的兩個辦事處，本來需要的就是這種無腦MM。像Sandy那種女孩子是不能用的，太精明能幹的MM內心不安分，作這種混日子的“後臺人員”反而容易出事！
我立即上Ctrip定了2張票，然後收拾好東西往機場趕，在計程車上給陳原打了個電話“去和Pauline碰頭！”。晚上7點到了廣州，以最快的速度衝到天河，上樓換好衣服，揣上三部手機（廣州上海成都不同的卡）和那本老鷹國的綠色護照，鎖門，下樓，打車，再衝回機場，晚上10點過的時候爬上了到上海的末班機。
和他們坐在一起的時候，已經半夜了。這個南京東路上的寫字樓裡只有我們一家還亮著燈。我隔著玻璃看看鄧蒙辦公室外面空蕩蕩的工位，問鄧蒙“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