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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廈，但這三個樓盤的命運卻大相徑庭，成為發展商的燙手山芋。
由於對市場預測的失誤和資金後勁不足，這三個樓盤蓋到一半就難以為繼。雖然最後總算完工，但結果是發展中心被港商收購90％股份，亞洲大酒店被郭鶴年收購，改名為香格里拉大酒店，而華僑大酒店改名富臨酒店，貸款銀行被迫成為大股東。
三個樓盤的故事到1992年房地產熱後已逐漸被人淡忘。深圳的高層熱又勢不可擋，並有向全國蔓延的趨勢，房地產開發商的“高樓情結”一覽無餘。
事實上，深圳的地產模式是借鑑自香港，也形成了所謂“三高”的特徵：高地價、高容積率、高利潤率。但香港與深圳並不相同，香港的“三高”是由於香港可用地少（90％以上是山地），惟有向高空發展和填海造田，而且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自由港，實行低稅率，政府的財政收入30％靠賣地。香港的高地價並不具有普遍意義。但高容積率是不是現代都市發展的普通規律呢？
到過新加坡的人都會感覺到這個城市的輪廊線是非常清晰的，即樓層是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漸遞增的，由5、6層至11、12層，17、18層，最後是30層、40層；而深圳早期一直是5、6層為主，1992年後突然躍入30層，沒有中間段落。據深圳市國土局資料顯示，1993年時，深圳樓盤高層與多層的比例是6∶1，即有6幢高層才有1幢多層，這一現象顯然是由於開發商超越了市場消化能力和自身的能力，盲目加大容積率，造成建築成本、管理費用增加。但到了1996年6月，深圳樓盤的高層與多層之比變成1∶1。形勢比人強，宏觀調控對市場健康發展的作用不可或缺。
在這樣的經歷之下，萬科總結出四條經驗教訓，他們是：不要輕易上高層專案，否則不是紀念碑、里程碑，而是墓碑；不能追求暴利；手中有錢加頭腦發熱後的決策，往往是災難性的；開發商不應過分考慮政策、政府因素，更應該關心自身專業能力的問題。
雪域的呼喚
1997年，我第一次休長假。
去西藏旅行的想法是1995年產生的。那年5月，我的左腿突然劇烈疼痛，經核磁共震掃描，診斷為：腰椎骨4至5間長了個血管瘤，因其壓迫神經引起左腿疼痛。
“還能打網球嗎？”我問神經科專家。
“什麼運動都不能進行，從現在起就要臥床，準備動手術；一旦血管瘤破裂，會引起下肢癱瘓。”專家嚴肅地回答。
聽到病變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恐懼感充滿周身每一個細胞，腦海閃現的第一個念頭卻是：手術之前要去趟西藏，一旦坐上輪椅就很難成行了。在醫院組織的專家會診中，骨科醫生提出了不同意見，只要血管瘤不再增大，不一定非得動手術；適當的運動也可以進行。我理解骨科專家的意思是：現代醫療裝置太先進了，本不應該顯示出來的東西也顯示出來了。我沒有接受動手術的方案，而去雪域西藏的念頭卻沒有改變。
1996年利用春節假期去湖南張家界連續登了5天山，開始做進藏旅行的體力準備。旅行路線也確定下來：航程飛抵西寧，陸路這樣安排，首先走青藏線—青海湖、格爾木，翻崑崙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穿越藏北高原，到拉薩河谷；次行中尼線—沿拉薩河橫穿藏南谷地，達喜馬拉雅高山區的中尼邊境口岸樟木，從原路折返日喀則、曲水；再走川藏線南路—順雅魯藏布江東行，穿越藏東高山峽谷區至芒康，繼續東行出藏進四川巴塘到成都；全部車程6 000公里。進出西藏的車程路線可以透過滇藏線—芒康至雲南麗江；還可透過新藏線—新疆喀什至拉薩。
路線在地圖上標好的同時也尋找到旅行夥伴、與我有親戚關係的香港小老闆徐小丹。徐老闆去香港前是北京一家文藝雜誌的攝影記者，曾當過兵，西藏軍區現任政委胡永柱將軍曾是他當兵時的連隊指導員。有這層關係，到了西藏的接應想必不成問題。現在似乎已經萬事俱備，只欠確定出發日期。
1997年元旦，我終於和徐小丹確定了8月為進藏的時間。
身邊的助手知道了我的打算，可能猜測老總又在出什麼怪招，但或許他們會一致認為：脾氣暴躁、說話嗦的王老闆離開總部一個月，會起到平靜總部環境、改善人際關係、提高工作熱情的作用。進藏準備開始進入倒計時。
為了適應高山缺氧環境，我開始有意識地負重登山鍛鍊，6~7月份登了粵東境內的4座1 000米以上的高山。在其中的一次登山活動中結識了深圳青年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