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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睡了24小時。我起來打點行裝，踏上北去的火車，再從廣州搭上飛大連的航班，找到大連糧油進出口公司，詢問對方還有多少庫存玉米？
“萬噸。”
“全收了，我派船，在當地港###貨，付款條件是到達目的地深圳蛇口100天再付。”我清楚，外貿急於出手積壓的庫存，再苛刻的條件也會接受。第二站天津，第三站青島，把外貿庫存的玉米全買下來，總共3萬多噸。
我不相信香港人從此之後不再吃雞。只要吃雞就得養雞，就得消耗大量的玉米，而玉米只有我王石手中有現貨。現在誰都不要玉米，市場價是最低的。問題的要點不在香港人是否吃雞，這個答案是肯定的，要點是，香港人什麼時候開始吃雞？如果玉米運到深圳，香港人還沒有喚起吃雞的熱情，就會造成更大量的玉米積壓；如果玉米到了深圳100天后香港人仍然固執地“以鴿代雞”，那我只有徹底認輸。
第一條萬噸散裝船在大連裝載了7 000噸玉米，啟程經渤海過黃海向南海駛過來。隨著海輪距深圳的路程縮短，我也開始緊張起來，天天盯著報紙電視，“香港人啊，你們吃雞啊吃雞啊……”
1983年的夏天，颱風來得特別頻繁。7 000噸玉米船卻沒有誤期，按時抵達南海海域，並向珠江口進發。
還沒有香港人開始吃雞的訊息，7 000噸的玉米船卻距離深圳越來越近。夜深人靜，我在莫扎特《彌撒曲》聲中默唸：颱風啊，南海的颱風，你刮吧，刮吧，阻滯這條船，最好能把它打沉。反正船運合同保了自然災害險。
差兩天，7 000噸船就要停靠蛇口赤灣碼頭了。香港報紙刊登了一條訊息：之前的報道有誤，飼料中不存在致癌物質。
這訊息如同及時雨！香港人再次開始享受吃白斬雞、鹽雞的快樂！
來到皇崗村，找到發仔，預訂20臺8噸翻鬥卡車，裝卸7 000噸玉米。
來到赤灣港。我站在一個高臺上。看著萬噸巨輪聳立眼前，載重翻斗車一輛接一輛。起重門吊上的吊網一兜是8噸玉米包，輕輕抓起，滑輪滑動到停車的位置，一鬆網兜，100多包玉米落進翻鬥，卡車啟動，後面一輛轟隆隆補上位等待裝包。向正大康地、遠東金錢駛去的裝載卡車隊掀起塵煙滾滾。我雙手叉腰仰望天空，天空是那麼的藍，雲朵是那麼的白……
第二役，我不僅補回賠掉的錢，還賺了300多萬元。
一箱錢豈能滿足我？
1984年秋，十二屆三中全會透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商品經濟”首次寫入了中央綱領性檔案。
展覽中心的營業廳每天擠滿了交款的購物客戶，交款的工作臺邊也擠滿了人。總經理的辦公室同營業廳隔著一層通體玻璃隔牆，營業廳的情況一目瞭然。
從通透的辦公室中望出去，我卻看到一個人穿著一身當時流行的獵裝靜靜地站在旁邊，似乎和排隊的人沒有任何關係。更讓人好奇的是，他戴著一頂水獺毛的皮帽子，下面拴著帶子，就如同電影中走出的人物。
我讓秘書將戴皮帽子的男子請進辦公室。
“您有何貴幹？”
“我想見總經理。”
“我就是。有什麼事情嗎？”
“想買投影機和錄影機。”
“哦，您戴皮帽子是……？”
“引起你的注意啊。你看排隊的有那麼多人，啥時能輪到我？”
就這樣，我認識了陳宇光。按陳宇光的貨單，我安排秘書給他辦了提貨手續。談話之中得知，他還有兩個弟弟宇安、宇建，公司位於成都，賣羊毛衫起家，後改為經營電器。
隨後，陳先生差不多每個禮拜來一次，帶著一張十幾萬限額的支票，開過提貨單便即刻趕到展銷中心位於廣州的倉庫提貨。
一天，接近下班時間。一個男子跌跌撞撞走進銷售展廳，頭額還纏裹著繃帶。我迎過去，卻不想竟是陳宇光，繃帶上滴滲著血痕、衣衫不整、狼狽不堪。
我吃了一驚：“陳先生，發生什麼事了？”
“從廣州打的過來，在東莞車翻了，受了傷。到醫院包紮了一下又租了一輛車趕過來。”
“你這不是玩命嘛。休息好再賺錢，不至於休息兩天生意就沒了啊。”
“我實話跟你說，我這兒是空手道，拿的是客戶的錢，我應承說款到給貨。如果不能馬上到你這裡拿到提貨單，再返回廣州倉庫提貨，我就露餡了。”
“哦，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