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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軟的年份。通貨膨脹、官員*、民工熱潮等諸多難題都在這一年加速發酵。因為前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政局的持續惡化，再加上國內的*，以及野草般瘋長的私營經濟，讓一些人開始擔心：這些會不會讓社會主義中國“變色”？此種擔憂最終導致中國經濟出現了“倒春寒”現象。
在這股“倒春寒”中，年廣久以貪汙、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獄；李書福、王廷江、蔣錫培等被“嚇壞”的私營企業家，紛紛把自己的企業送給當地政府，以求退財消災；而在民間經濟發達的廣東、福建等省，則出現了大量企業家攜款外逃的高潮。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記載，1989年下半年，全國個體戶註冊數減少300萬戶，私營企業從20萬家下降到萬家，減少一半多，這個數字要到1991年才略有回升。
剛剛創立兩年的國美電器也遭遇了嚴重的危機。曾經搶購成風的家用電器，一下子變得無人問津。另外，據知情人介紹，國美的數家門店也在此次清查中被關、很多貨物被抄走，黃俊欽再次被拘，黃光裕則被逼得在外面東躲西藏。黃氏家族遭遇了第二次重大危機。
至於被查的原因，沒有明確的說法。但據資料分析，最大可能的是兩種原因：一個是涉嫌偷稅漏稅；一個是有販賣走私家電之嫌。而這兩點，可以說是當時大多數私營企業的普遍問題，算得上兩樁典型的“原罪”。
偷稅漏稅是此次整頓重點打擊的物件，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江蘇省，從5月份便開始重點普查私營企業的稅收情況，普查後得出的結論是：“當前個體戶偷稅漏稅情況非常嚴重，佔到企業總數的80％”；而整頓的第二個重點是對國營體系外的新興企業進行清肅，打擊與國營企業爭奪生產資料的“惡劣行徑”，而新興的家電行業是重中之重，被視為“通貨膨脹、市場失控”的罪魁禍首。在原材料受到嚴格控制的當時，眾多企業只能透過“倒爺”來解決這個問題。而“倒爺”的途徑無非是兩條：一個是透過權力，把計劃內的原材料搞出來，再賣給計劃外的企業；另外一個則是大量走私的成品或配件。也就是在這一次整頓中，聯想創始人柳傳志受到了嚴重驚嚇……1989年4月，廣東警方查處了一起走私案，順藤摸瓜找到了聯想門上。柳傳志只得向領導救援，最後以罰款300萬元了結。
這股寒潮持續了3年之久。美國學者庫恩在其2008年底出版的《中國30年……人類社會一次偉大變遷》一書中，描述了那段時期的形勢：“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制裁、封鎖和孤立的政策，外商投資止步觀望。經濟上由於治理整頓措施以指令性計劃和行政命令為主的形式出現，要求很急、力度很大，加上其他因素影響，致使經濟下滑。而在思想政治方面，‘左’的東西死灰復燃。1990…1991年間，一些地方出現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批判市場經濟的風潮。有些人提出‘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有些人說全黨和全國人民現在有‘雙重任務……階級鬥爭和全面建設’。無論是政治上、還是經濟上，中國都處於一種低谷狀態。”
“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餵馬，劈柴，周遊世界/從明天起，關心糧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1989年1月13日，詩人海子寫出了自己最具影響力的詩句。但幻想中的溫暖抵抗不了現實中的冷酷，兩個月後他在山海關外臥軌自殺。在這一年，感性的詩人和理性的商人一起陷入了絕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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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和志趣各異，兄弟倆分道揚鑣（1）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1992年，中國改革開放在經過短暫的停滯後，又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斷。
在《中國30年……人類社會一次偉大變遷》一書中，作者庫恩如此寫道：“*始終渴望中國能夠穩步走上發展壯大之路，他對‘*’後由於保守者影響而放慢改革步伐很不滿意。1992年初，這位88歲高齡的領導人決定把問題擺到檯面上來……他深知為了建成一個與世界強國平起平坐的強大中國，必須迅猛擴大它的經濟基礎，為經濟注入新的活力。”
1992年1月18日，*開始了他的第二次“南巡”。與1984年第一次“南巡”的相對謹慎相比，這一次鄧公熱情洋溢地稱讚了特區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績，並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基本路線要堅持一百年”等旗幟鮮明的觀點。正如其後兩會期間刊發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的標題所渲染的一樣，全國又掀起了一股新的下海經商熱。僅北京一地，每個月新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