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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賴柏英》那本書裡，我描寫生在山間，是以高地的觀點寫的，而且是與生在平原以“低地”的觀點相對的。這完全決定於你的性格。若想把高地和低地的觀點說明，我最好是從《賴柏英》第九十五頁引用幾句了。細老那個男孩子在和阮娜說山的時候兒，他說：
“在黛湖我們有山。可是我在你們那個地方，可沒看見那樣的山。我們附近的山是真山，不是你在新加坡看見的那種不像樣子的山。我們那兒的山令人敬，令人怕，令人感動，能夠誘惑人。峰外有峰，重重疊疊，神秘難測，龐大之至，簡直無法捉摸。”
他以突然興奮的心情說話，好像傾吐出多年藏在心中的秘密一樣，所以聽他說話的人竟覺得突如其然，迷惑不解。他則接著說：“你一點兒也不知道。你若生在山裡，山就會改變你的看法，山就好像進入你的血液一樣……山的力量巨大的不可抵抗。”——他停下來在思索一個適當的字。他說：“山逼得你謙——遜——恭——敬。柏英和我都在高地長大。那高地就是我的山，也是柏英的山。我認為那山從來沒有離開我們——以後也不會……”
阮娜聽見這話，她的眼睛越睜越大。她簡直沒辦法聽懂。她只覺得細老越說越神奇，所談論的山的影響力，是別人難以聽得懂的。
“你意思是說你把對那山的記憶看得很珍貴呀！”
“不只是珍貴。那些山的記憶都進入我渾身的血液了。只要童年時成了個山地的孩子，擔保一輩子是個山地的孩子，永遠不會變的。你可以說天下有一種高地的人生觀，還有一種低地的人生觀。兩者判若天淵，永無接近之日。”
阮娜神秘的微笑了。
她說：“我不懂你說的是什麼？我所知道的只是你這個傢伙太奇怪。”
細老說：“我給你說明白一點兒。我叔叔的人生觀，就是低地的人生觀。平的，什麼都是平的。從來不抬頭往上望。”
“我再改個說法。比方你生在那些山間，你心裡不知不覺評判什麼都以山為標準，都以你平日看慣的山峰為標準。於是，你當然覺得摩天大樓都可笑，都細小得微不足道。你現在懂了我的意思了吧？對人生別的一切你也是同樣一個看法。人，商業，政治，金錢，等等，無不如此。”
阮娜把頭向後一仰，低聲嘻嘻的笑了。她說：“噢，那麼……可是人都讚美摩天大樓呢。他們不像你把摩天大樓和山相比啊。”
細老說：“自然啦，我們的童年的日子，童年時吃的東西，我們常去捉蝦捉小鮫魚，泡泡水使腳清涼一下兒的小河——那些簡單幼稚的事情，雖然你並不常想，可是那些東西，那些事情，總是存在你心坎兒的深處的。並沒有消失啊。”在另一本書裡，我也寫過贛柏英她那山間的茅屋。《賴柏英》是一本自傳小說。賴柏英是我初戀的女友。因為她堅持要對盲目的祖父盡孝道，又因為我要出洋留學，她就和我分離了。
“你整個下午都在白鷺窠消磨過了。他們的茅屋在西山的一個突出的地方。一個女孩子站在空曠處，頭後有青天做陪襯，頭髮在風中飄動，就比平常美得多。她決不顯得卑躬屈節搖尾乞憐的樣子。她渾身的骨頭的結構就是昂然挺立的。”
我之所以成為這樣一個人，也就是因此之故。我之所以這樣，都是仰賴於山。這也是人品的基調，我要享受我的自由，不願別人干涉我。猶如一個山地人站在英國皇太子身旁而不認識他一樣。他愛說話，就快人快語，沒興致時，就閉口不言。
父親是個無可救藥的樂觀派，銳敏而熱心，富於想象，幽默詼諧。在那些長老會牧師之中，家父是以極端的前進派知名的。在廈門很少男孩子聽說有個聖約翰大學之時，他已經送自己的孩子到上海去受英國語文的教育了。家父雖然並不健壯，他的前額高，下巴很相配，鬍鬚下垂。據我的記憶，我十歲時，他是五十幾歲。我記得他最分明的，是他和朋友或同輩分的牧師在一起時，他那悠閒的笑聲。他對我們孩子，倒是和藹親切，但是若以一般年老的父母而論，他也有幾分嚴厲。縱然如此，他還不至於不肯和我們開玩笑，他還會把一個特別的菜放在母親面前，有時也給母親佈菜。廈門是道光二十九年中國五口通商後開放給西洋人傳教的一個都市。父親說的笑話之中，有一個是關於在廈門傳教的先驅搭拉瑪博士。當年的教堂裡是男女分坐，各佔一邊。在一個又潮又熱的下午，他講道時，他看見男人打盹，女人信口聊天兒。沒有人聽講。他在講壇上向前彎著身子說：“諸位姐妹如果說話的聲音不這麼大，這邊的弟兄們可以睡得安穩一點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