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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性質的社會團體，它一方面創辦報紙、翻譯西書，建立圖書館，購買儀器，用以開發民智。另一方面聯絡維新人士、開明士大夫，利用###演講來宣傳變法思想，探求救國救民之道。它打破了中國民眾不得私自###的禁令，令廣大民眾耳目一新，莫不驚駭。因此，引起了封建頑固派官僚的仇視和敵對。
1896年1月，清政府下令封閉強學會並禁止其一切活動。《中外紀聞》不得不停刊，後經梁啟超和御史胡孚宸盡力周旋，將強學會改名為官書局，隸屬總理衙門，專司譯書報，由後黨慈禧太后掌控，失去了原有的宗旨。
強學會被封之後，維新人士在上海另闢輿論陣地，原上海強學會成員黃遵憲、汪康年等人利用強學會剩餘資金於1896年創辦《時務報》，成為新的維新運動基地。和康有為商議之後，梁啟超認為維新若要成功，必先培養維新人才，就要用輿論來喚醒國人，開啟民智。隨後，應黃遵憲等人的邀請，來到《時務報》任主筆，指導時務報社工作。
1895年，梁啟超進京會試時，經過上海，就認為上海處南北交通之要塞，必為臥虎藏龍之地，想在此教書接納同志，學習西文，由於進京應試能更有效廣聯志士，先到了北京。但上海給他流下了深刻的記憶。此次能夠在《時務報》工作，終可一展抱負，故士氣高昂，活力四射，激情四射，文章如炸雷般驚醒了封建士人，開始奠定其言論界驕子的地位。
《時務報》以宣傳維新變法、救亡圖存為旨，向國內外發行。《時務報》為旬刊，石印，每冊約三萬字，載有中外新學、論說、奏摺等，可謂字字千金，筆筆含血，梁啟超用自己帶有感情的筆鋒宣洩著自己的宏偉抱負，描繪著中國美好前途。這時，梁啟超的言論達到高峰，《變法通議》、《與林迪臣太守書》等一大批優秀文章湧現，為維新運動提供著理論指導。
《變法通議》是梁啟超這一階段思想的精華，它明確地解釋了中國為什麼變法，怎麼變法兩大基本問題，成為戊戌變法的指導綱領。在其中，梁啟超提出“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者，天下之公理也”，批評封建頑固派官僚因循守舊，思想頑化不佞。針對如何變法的問題，梁啟超認為“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 他論述到，要真正圖強，就要除舊佈新，開民智，興民權。另外，改革是一個不斷深化，不斷完善的過程，是不可能“一食永飽”的，指出“一食而求永飽者必死，一勞永逸者必亡。”除變法通議外，梁啟超還有五十餘篇文章來講解應對改革的各個方面問題，提倡君主立憲，學習英國、日本。這為中國的君主立憲制度奠定了科學依據。
《時務報》的出版，吸引了廣大知識界人士的眼球，呈風暴般的襲掃著海內外的每一角落，銷量達萬份，舉國趨之，眾口談之，如飲狂泉。梁啟超的文章平易暢達，說理透徹，自有一股魔力，吸引著每位讀者的眼睛，震顫著每位讀者的心靈，想有心人所想之事，但敢言別人不敢言之事，如雷鳴，如獅吼，如疾風驟雨，社會影響極大。可以說，《時務報》因梁啟超而風靡全國，原因就是梁的文章打破了萬馬齊喑的沉悶局面，吹響了時代的最強音。此時的梁啟超精力過人，才華橫溢，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
在上海，《時務報》社址設在上海英租界四馬路，梁啟超之住宅在跑馬廳泥城橋西新馬路梅福裡，與很###新志士相距很近，由此結識一批社會名流，學到了大量的西方自然知識及社會知識。當時，啟超與友交往十分殷切，希望能多結同志，為維新培養人才。1896年八月，梁啟超剛剛來到上海，急切認識友人，這段時光也是值得其回憶的日子。
14日，譚嗣同、宋恕、汪康年、孫仲愚、梁啟超會聚一品香，縱談近日格致之學，大談佛教，致力於佛學。
19日中午，宋恕、吳嘉瑞、汪康年、胡惟賢、梁啟超、譚嗣同、孫仲愚七人“同映一像，或蚨坐，或倚坐，或偏袒左臂右膝著地，或跽兩足而坐，狀類不一。”
24日，吳嘉瑞、孫仲愚、梁啟超三人來到徐園，品茶聊侃時政。園中花石盤繞，亭榭樓臺，分外雅靜。三人論佛說經，情趣大開。
28日，孫仲愚到時務報觀拜訪梁啟超，交流思想。
9月18日，梁啟超登上南去的輪船，回鄉省親。凌晨一點，輪船起航，這時，北風肆虐，雲帆直掛，船速增快，令人心情大爽。啟超在船上日思難眠，於是給汪康年致書信一封，商討《時務報》報社之事。
三日後，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