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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個新政府，儘快籌組政黨，迅即召開國會，建立責任政府，立行憲政，“激進論”又迅速抬頭。
這時，徐佛蘇在京主持成立了請願同志會，並於5月組織各省代表進行請願，商會、教育會、華僑等社會團體成員也都紛紛加入，形成了一股請願旋風，一個接一個的上書飛向攝政王載灃，載灃左右為難，諮議局及政府所設機關，不能鎮壓又不能讓步，況且如今“主少國疑，民窮財盡，外患逼近，飢謹四告，”革命黨又前赴後繼，如燎原之火，國勢危難在即，似乎惟有召開國會，無有他法。但是在頑固勢力的干擾下，載灃沒能一攬大局，於6月27日釋出上諭：財政困難，國家時局混亂，民眾自治能力低下，尚無條件提前召開國會，仍以九年為期籌備，不準再請願干擾中央行事。
第二次請願運動失敗後，各省代表仍為之不懈，決議擴大請願運動規模，決定第三次請願。這時北京同志會各省分會陸續建立，並且發動了國民及工農商各界人士簽名尚書運動，請願運動生機勃勃。《國風報》同時刊登了梁啟超的《為國會限期問題警告國人》一文，激發民眾愛國熱情，督促各省議員利用合法身份進行鬥爭，配合各方運動。
8月，徐佛蘇主持的國會請願同志會機關刊物《國民公報》在北京出版。此後，《國風報》與《國民公報》南北謠向呼應，共同推動了第三次請願運動的迅猛到來。
《國民公報》發刊後，利用排滿“革命暗潮”，沉重詆譭清廷並且鼓吹立憲，成為各省議員與請願國會團體的會場，可謂“團體之堅，民氣輿論之發揚，足以揭破清廷之昏庸，引導民眾革命之激潮。”而此時梁啟超感於清廷的昏庸頑固，思想更趨激進，革命之念漸漸流露直至濃厚，陸續在《國風報》上發表急進言論，推動著請願運動形勢的發展。
10月3日，依照《欽定憲法大綱》的規定，清廷主持成立諮政院，大量立憲派人士的存在，使得諮政院成為立憲派的政治基地，立憲派則作為一支合法的獨立的政治勢力，登上了歷史舞臺。他們以梁啟超的《諮政院章程質疑》、《論諮政院之天職》、《評諮政院》等文章指導運動，公開站立在清廷的對立面，與清政府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成為國會請願運動的主力軍。
清廷面對轟轟烈烈的國會請願運動熱潮，手足無措，惶恐不安。11月4日，應諮政院、諮議局和各省督撫之請，諭令“著手縮改於宣統五年實行開設議院，先將官制釐定，提前頒佈試辦。”請願運動得到初步勝利。
清廷的妥協讓大多數立憲派人士欣喜不已，他們張燈結綵，組織大規模的慶祝活動，歡慶請願運動取得重大勝利。但以梁啟超為首的激進派認為上諭中沒有立即召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的內容，清廷又勒令請願代表迅速離京，不得滋擾生事，引起了徐佛蘇、孫洪伊等激進分子的強烈抗議。隨後梁啟超發表《讀十月初三日上諭感言》，指責清廷敷衍民意，以宣統八年、宣統五年等相搪塞，堅持以即開國會為唯一目的，警告當權者“若仍堅此不變，世界上決無復以‘宣統五年’四字連屬成一名詞者”， 對清廷的絕望和憤怒化成無盡的仇恨，言論漸趨革命。此時革命起義如燎原之火，漸有欲燃之勢，而梁啟超的激進言論促使一大批立憲派會員逐漸傾向於革命。再次引起了康有為的反對，康有為憤責梁啟超是“一人叛變，全黨皆動”的罪魁禍首， 兩人的溝壑越來越來深，水火不相容。
1910年8月，日本吞併朝鮮後，野心勃勃，東北人民深感危機，奉天的立憲派首領商討後，決定領導青年學生罷課請願，天津、直隸等地學生紛紛響應，罷課、遊行，“斷指血書”、“刺骨血書”紛飛，要求救亡圖存，速開國會，一股罷課###洶湧澎湃，掀起了第四次請願高潮。清政府驚恐萬分，採取殘酷手段血腥鎮壓，激起了人民對清廷的憤怒，國內形勢更加混亂，政壇錯綜複雜，頓時風雲突變。
在立憲運動如火如荼的同時，國內又興起了“保路運動”，兩者相互呼應，沉重打擊了清政府的統治。
1911年，由於清政府將已歸民辦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家所有並出賣給英法德美四國銀行。這一賣國行徑遭到了鄂、湘、川、粵等省人民的嚴厲抵制．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慨，立憲派把立憲主張灌輸於保路運動中，以資議局為陣地，宣傳愛國民主法制思想，使得保路運動成為立憲運動的發展。
梁啟超自楊度口中得到訊息後，迅速作文發表於《時報》，及時揭露了清政府的賣國行徑，引起了國人的警惕。隨後，他陸續發表《為川漢鐵路事警告全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