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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雖然沒有雙濤園的美景，但是它卻成為了梁啟超一生中最為溫暖的家，它不僅是一個學術聖地，更是一個處處洋溢濃濃親情，其樂融融的幸福大家庭，孩子們的歡聲笑語成為梁啟超耳中無比奇妙的交響樂，讓他心曠神怡，妙筆生花。
梁啟超這樣一位充滿政治熱情與愛國熱情的領袖，卻放棄了政治中的北京，而選擇了在通商口岸的天津安家；讓不少人迷惑不解，包括他年輕的兒子們。一天，正在上中學的頗具強烈民族主義的四子梁思忠鼓足勇氣，問到了這個讓父親尷尬的問題，梁啟超平和地給孩子們解釋到：“別把私人的事情同國際事務攪在一起，除了我的家庭之外，我眼前主要關心的是我的圖書室，我需要我的書，我必須使他們保持能用的狀態，比起放在可能被某些憤怒的學生不明智的放火燒掉的易燃的宮殿來，放在附近的港口城市的外國租界裡可能更安全些，而要使用這些書，我必須時時住在它們的旁邊。”可見，梁啟超開始真正地潛心學術了，對於學術的濃厚興趣讓他不得不關心書籍的安全，這也讓他日後躲避袁世凱的暗殺提供了條件，讓他的家庭始終在安全和溫馨中度過。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8月3日，袁世凱政府通告各國不得在中國領土領海交戰，宣佈中立，歐洲列強忙於戰爭，無暇東顧，日本成為此時中國國內最強大的一支帝國主義勢力，並開始妄想獨吞中國，爭霸亞洲，於是在8月，拒絕中國戰區的建議，進攻青島。
袁世凱看到日本的野心，但他希望能借助日本的力量來進行帝制活動，因此得到在日本政府如中國內亂，“願助平定”的許諾後，袁世凱對日本開始一味容忍，妥協，退讓，甚至出賣主權。9月2日，日本軍隊在山東半島北部登陸，沿膠濟鐵路向德國侵佔的山東半島發動進攻，奪取德國在山東的利益，隨後英軍在嶗山登陸，協助日軍在袁世凱化定的“交戰區”內擊潰德軍。1915年1月18日，日軍擴大侵略範圍，破例提出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妄圖吞併中國。
陰風颼颼，吹醒了中國人民，激怒了中國人民。 梁啟超在“飲冰室”中憤然而起，透過輿論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袁世凱政府發動猛烈抨擊。以“似利箭，如槍彈”的文字痛斥日本侵略野心，譴責袁世凱的賣國行徑，他透過《京報》、《國民報》等報刊接連發表《中日最近交涉評議》、《中日時局與鄙人之言論》、《外交軌道處之外交》等十數篇，針對日本“保持東亞全域性之和平”的謬論進行有力的駁斥，批駁日媒體“中國侮慢日本”、梁啟超“忘恩負義”之說，梁啟超針鋒相對，說道：“我國今日所處何時何處何地；而敢侮人焉？”“侮慢”之說無從談起，中國數十年來，遭難深重，受侮不少，教訓可鑑，日本“保全中國領土”之說又怎能說服中國國民？而且“日本責吾濟以安事猜疑”，為何不拿出實際行動來消除中國人之“猜疑”；表明其絕無侵略之心呢？ 梁啟超本著愛國之良心，批駁日本侵略者；竟然成了“忘恩負義”，不禁令愛國人士心寒。難道“引外人以擾亂祖國而始為報恩耶？”愛國竟然不是一個人的權利和責任，不得不令人憤慨！後來日報汙衊“北京報館20餘家，盡為德使所教唆”，甚至成了“德國機關報”，日報竟然認為中國輿論，中國知識界竟然可以被金錢所購買，這是對中國人格的極大侮辱，梁啟超忍無可忍，拍案而起，諷刺日本道：“何妨試以此數或倍此數之金錢購買，看看效果如何？”同時警告日軍，“中國雖然落後，但反抗侵略的精神不會丟，凡以無禮加我者，無論何國，吾皆敵之。”梁啟超的文字意正辭嚴，猶如炮彈般射向敵人，表現出中國人毫不妥協的戰鬥精神，掀起一股反帝反覆闢帝制的輿論浪潮。
然而，陷入帝王沒夢的袁世凱不再理會梁啟超的言論，甚至派人勸阻梁啟超不要再浪費筆墨，加快了封帝步伐。1915年起，袁世凱開始發表“授卿令”，恢復封建時代的祭孔典禮，恢復清帝排場，肆意踐踏共和成果。
此時，梁啟超看到袁世凱倒行逆施行為勢在必行，便借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事業的機會，以回鄉為父親祝壽為名，“金蟬脫殼”，南下上海、南京、廣州等地，聯合反帝制力量。臨行前，他寫信給袁世凱詳談國內情形，忠告袁世凱“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歸於淘汰。”願袁世凱能夠懸崖勒馬，“稍捐復古之念，力為作新之謀”， 信中的語言如利劍詞鋒，似愛似罵，譴責袁世凱強姦民意，倒行逆施，背叛共和，欲毀中國於其手。
4月29日（古歷三月十六），是梁啟超父親蓮澗先生梁寶瑛的66歲大壽，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