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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梁啟超擺脫重重壓力,採取對段祺瑞的妥協,經過護法運動等等才最終獲得了對德宣戰的宣言。可是由於段祺瑞政府只顧著借宣戰來獲得日本等帝國主義的支援,藉機擴充軍備,對國際事務一無所為,“一年之歲月竟為內訌消磨以盡。” 梁啟超雖然離開了政壇,對政府充 滿著不滿和失望,但是仍然關注著中國的命運前途。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協約國的勝利而告終,中國成為戰勝國之一。處理各國戰後問題的“和平會議”即(巴黎和會) 將於1919年1月在法國巴黎召開,中國北京政府派出以陸徵祥為首席代表的代表團,出訪巴黎,希望借這個機會為中國爭的在世界上平等獨立的地位。
梁啟超看透了北洋軍閥的真正面目,對政府的外交併不信任,決心要親自到歐洲、到巴黎去完成救國大業。為了將國內人民組織起來聲援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梁啟超、林長民等在經過總統的批准下,在總統府成立了巴黎和會外交委員會,負責巴黎和會的會外事務,林長民任理事長。
為了酬勞梁啟超推動對德宣戰的功績,北京政府決定給他一個“歐洲考察團”的名義,以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會外顧問及記者的身份,與各國著名人士聯絡,加強交流,進行會外活動。當他講到出遊原因時,說:“我們出遊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點學問,而且看看這空前絕後的歷史劇怎樣收場,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為正在做正義人道的外交夢,以為這次和會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國際關係根本改造,立個永久和平的基礎,想拿私人資格將我們的怨苦向世界輿論申訴申訴,也算盡一二分國民責任。如今外交是完全失望了。” 行前,梁啟超會晤大總統和政府官員,拜訪英、美、法、日等國公使,並在報界呼籲積極宣傳,希望在和會上“不使中國成為日後戰爭之媒”,獲得“中國應有自由發展之權利”。國內思想界對他此行寄予厚望,希望能夠“化私為公”完全代表中國行動。
1918年12月28日,梁啟超與張君勵、蔣方震、劉崇傑、楊鼎甫四人從上海乘日輪“橫濱號”啟程,前往歐洲,而丁文江、徐新六另船前往。此行數人,皆各方面專家。途中,梁啟超等遍觀沿途風情,“印度洋波平如掌,紅海毫不苦炎”,每日與啟明星同起,置身天光海色,“覺飄飄有出塵想”,習法文,著作論,遍遊各國,大開眼界。2月11日,梁啟超一行抵達倫敦。當天,在北京大學,“國際聯盟同志會”成立大會召開,推舉梁啟超為理事長,由汪大口代理,蔡元培,林長民等為理事,積極聲援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
18日,梁啟超等到達巴黎,這時,日本揚言山東問題已由中日兩國政府傑洽談妥,無條件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利。梁啟超聽到後,痛心不已,迅速出面闢謠,並將自己在途中所作《世界和平與中國》一文,翻譯成英、法文字,廣為散發,宣傳中國要求,表達中國人民和平會議的願望。隨後,梁啟超在萬國俱樂部為他舉行的宴會上發表演講,面對各國記者,表明中國立場,將中國要求統一的心聲傳遍世界各地:“若有一國要承襲德人在山東侵略主義的遺產,就是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媒,這個便是和平公敵。”得到了在座各國記者的熱烈掌聲。同時,梁啟超積極同美國總統威爾遜及英法等國政府代表、黨派領袖會面,爭取他們的同情和支援。
然而,所謂的“和平會議”只不過是帝國主義的一次瓜分殖民地和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贓會議,梁啟超的活動對會議絲毫無補。美、英、法、意、日五列強在會議上激烈爭吵,嚴密封鎖訊息,形勢對中國極為不利。而中國代表團對梁啟超等深閉固拒,敷衍應付,梁啟超等處境頗為尷尬,身在巴黎,卻得不到會議內部訊息。這時,北京政府與日本簽訂的密約,承認日本為德國在山東的合法繼承者,傳進梁啟超等的耳朵,令他們異常憤怒,立即打電報告知外交委員會林長民等,“尚乞政府勿再受人口實。不然千載之良會,不啻為一二訂約之人所敗壞 ,實堪惋惜。”林長民等得知後,立即組織一個國民外交協會,向北洋政府施加壓力,真正形成外交的後援力量。4月8日,“國民外交協會”成立,會長張騫代表協會致書梁啟超,委託他作為該會代表向與會代表承遞請願書,“務懇鼎力主持,俾達目的,則我四萬萬同胞受賜予先生者,實無涯既矣”。
日本在會議上不斷向英法美等國施加壓力,聲稱若山東問題不解決,將在必要時退出會議,不簽訂對德合約。幾經辯論,英、法、美三國做出決定,同意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