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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梁啟超的觀點也引起了胡適等的反對，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在文化思想界享有很高的地位。他說：“人們常說東方文明是精神的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質的文明或唯物的文明，這是有誇大狂的妄人捏造出來的謠言，用來遮掩我們的羞臉的。”他認為“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要“很不客氣的指摘我們的東方文明，很熱情的頌揚西洋的近代文明”， 西方“崇拜東方的精神文明”；只不過是一時的病態心理。然而胡適沒有徹底明白梁啟超的思想，梁啟超始終對西方文明持讚揚的態度，他反對的是西方人過分追求物質文明的做法觀念，而不是西方文明，就如這樣的比方：西方社會“在物質的組織下，全社會就像一個大機器，一個輪子出了毛病，全副機器擺在那苦痛真說不盡。”
梁啟超、胡適等在關於西方文化文體上數度爭論，掀起了一股熱潮。隨後，針對“科學萬能與否”的問題，張君勵、丁文江、梁啟超、胡適、孫伏園、陳獨秀、任叔通等大批名人參戰其中，形成了一場聲勢宏偉的空前大規模的論戰。
梁啟超在《歐遊心影錄》中提出對“科學萬能夢”的質疑，成為論戰的導火索。他認為，歐洲人作了一個科學萬能的大夢，滿以為黃金世界指日可待，可是在戰爭中，甚至科學影子也不見了，心境無限悽惶失望。
1923年，2月14日，張君勵在清華大學做了關於人生觀的講演。4月12日，科學家丁文江發表《玄學與科學》，向張君勵發起進攻。隨後，張、丁你來我往，胡適等人也不時參與其中，一時熱鬧非常。張君勵認為科學無論如何發達，都不能解決人生觀的問題，中國人民應該珍惜自己的精神文明，而丁文江則批評張君勵被“玄學鬼”迷住了，指出人生觀是受科學方法制約的，在知識領域是萬能的，但這並不能成為“科學對戰爭負責”的藉口，最後得出，中國需要“科學神”。
二者的爭論激烈尖銳，因為身份的不同產生了不同見解，為了規範他們的論戰，作為他們的老師，梁啟超發表《關於玄學科學論戰之“戰時國際公法”》，提出了論戰基本規則，“第一，我希望問題集中於一點，而且針鋒相對，剪除枝葉。”“第二，我希望措辭莊重懇摯，萬不可有嘲笑或謾罵語。” 使得論戰激烈不失誠摯，在一團和氣而又熱烈中進行著。
當時新文化運動的提倡破除迷信，反對偶像崇拜，然而五四人卻又樹立了新的迷信、新的偶像，對科學盲目崇拜就成為其中之一。他們把科學當作神靈供奉，當作標籤隨意亂貼，卻不允許有任何人對科學略發微辭。“自從中國講變法維新以來，沒有一個自命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毀謗‘科學’的”。然而，梁啟超卻作出了公然挑戰“新偶像”的行動，使得“科學在中國的尊嚴就遠不如前了”，被胡適等指責為“替反科學的勢力助長了不少威風”，胡適和其他批評者又一次誤解了梁啟超。
胡適等的批論使得社會上開始懷疑梁啟超這位國民心中的精神支柱，梁啟超在社會上的地位開始動搖，影響逐漸減弱。然而梁啟超掀起的這兩次論戰風波，儘管沒有產生什麼結果，卻讓人們對新思想及哲學、科學的濃厚興趣逐漸濃厚，使得中國新文化的建設進入了另一個境界。
國民運動與聯省自治運動
反對專政，爭取民主憲政，使中國走向民主軌道時梁啟超為之奮鬥了三十年的夢想，可是似乎老天喜愛和他開玩笑，捉弄他，他每次的主張都觸礁碰壁，他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然則自他旅歐歸來後，梁啟超似乎找到了失敗的根源，開始總結30多年來人權運動失敗的教訓，指出“要把學問做好，知識能力提高”，齊心協力做廣義的人權運動。戊戌維新依靠清廷皇帝失敗了，而且依靠袁世凱等軍閥的路也走錯了，梁啟超開始“使役自己的舌頭和筆頭”作了國###動的馬前卒，渴盼真正的國###動出現。
國內軍閥林立，橫行無忌，戰亂不斷，給國民帶來了無盡的苦難，人民深受其害，痛苦不堪。為 了改變人民命運，維護國家法律尊嚴，梁啟超設想開展“國###動”，以期能夠挽救人民於水深火熱當中。梁啟超為了讓民眾真正參與到運動當中來，不顧重病纏身，日夜忙碌，為“國###動”指引正確的方向。他在《主張國###動制憲之理由》中指出：“質而言之，則國###動制憲者，無異聯合多數人公開一次‘憲法講習會’”。梁啟超儘管脫離官場政壇，但他依然為國###動奔走不息，希望用自己最後的時光來為拯救國家進行最後一搏。
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平民教育社的公開演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