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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龍濟光答應後又不肯宣言北伐。
龍濟光的反覆無常，激起了肇慶軍人及各地民軍的極大憤慨，紛紛要求出兵驅逐龍濟光。然而，梁啟超“害怕破壞”的思想又舊病復發，認為起義是為擁護國法，而不是爭權奪利，並表示只要龍濟光宣佈北伐，保留龍濟光的都督地位是可以的。梁啟超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又一次在封建軍閥面起流露了出來，他甚至親赴廣州，推行其錯誤主張，名曰“靠血誠去感動”龍濟光。
5月5日，梁啟超在李根源的伴隨下前往那個觀音山和龍濟光“苦口婆心的談了十幾個鐘頭”毫無結果。次日晚，龍濟光召集軍官會議，“歡迎”梁啟超。席間，龍濟光大將胡令萱大罵張鳴岐，並惡聲恐嚇梁啟超，並拔槍相向，同時伏兵於門外，將效海珠之故智，又一場鴻門宴會。梁啟超見狀，一躍而起，慷慨激昂：
我在海珠事變發生後才來，並不是不知道你這裡會殺人，我單槍匹馬手無寸鐵跑到你千軍萬馬裡頭，我本來不打算帶命回去。我一來為中華民國的前途來求你們幫忙，二來也因為我是廣東人，不願意廣東糜爛，所以我拼著一條命來換廣州城內幾十萬人的安寧，來爭全國四萬萬人的人格。既已到這裡，自然是隨你們要怎樣便怎樣……
言正辭厲，意氣橫厲，使得暴徒們為之一愣，不敢動手。是夜，梁啟超徹夜未眠，“受驚不小”，在張鳴岐、李國治等人的護送下由小到逃往肇慶，“鴻門惡會，僅乃生還，蓋紀實也。”
梁啟超單刀赴會，與龍濟光達成協議，發出“團結一致，專心北伐”的通電，並沒能扭轉廣東局勢，但造成的聲勢，使得袁世凱整日膽戰心驚，惶惶不可終日。
5月6日，在梁啟超一手策劃下，護國軍軍務院成立於肇慶，唐繼堯為撫軍長，岑春煊為副撫軍長，梁啟超等為撫軍。軍務院成立後，連續發表五號通告，將袁世凱推向了無底的深淵，使護國戰爭發展到最高潮。
在迫袁退位的高潮中，保皇派首領康有為也發出了《請袁世凱退位電》、《為國家籌安定測者》，倡議清帝復辟，作為康有為的學生，梁啟超對老師頗感無奈，為了共和，他隨即發表《闢復辟論》，針對康有為的復辟謬論進行尖銳的批判，二人達到了真正不可調和的地步。
軍務院成立後，馮國璋見各省紛紛響應，便以“調停南北，促使議和”為藉口，召開南京會議，逼袁退位。梁啟超作為南方各省代表於15日離開肇慶，經廣州、香港於22日抵達上海，奔赴南京，與馮國璋商討逼袁退位問題，成為南京會議的幕後參與者。而此時，各地前線仍然繼續猛進，痛打落水狗，不因談判而稍事放鬆。
可是，梁啟超抵達上海時，噩耗傳來，父親梁寶瑛於4月14日病逝於香港，梁啟超“聞喪昏迷”，悲痛萬分，出於對父親的愧疚，梁啟超決定辭去軍務院各種職務，閉門居喪，聲稱不聞國事。
而此時，北方各省也紛紛宣佈獨立，迫袁退位之聲從四面八方如海潮般衝擊著袁世凱。一連串的刺激讓袁世凱日夜焦慮，失眠，喜怒無常，甚至小便不通，病入膏肓，陷入四面楚歌，於1916年6月6日一命嗚呼，而護國戰爭也因此而宣告提前結束。
護國運動的善後
袁世凱暴死後，段祺瑞、馮國璋皆欲取而代之，繼承北洋軍閥衣缽，而西南護國軍方面唐繼堯、岑春煊、梁啟超、蔡鍔、陸榮廷等則根據民國二年九月國會參眾兩院決議公佈之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大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至本任大總統期滿之日為止。”一致主張由副總統黎元洪繼任，而軍務院成立時，曾根據《臨時約法》的規定宣佈“恭承副總統黎元洪為中華民國大總統領海陸軍大元帥”，黎元洪的繼任，是維護《臨時約法》的尊嚴，是民主共和的勝利。
6月29日，黎元洪申令遵行民國約法，於8月1日召開國會，廢除袁世凱設立的法令和機關，廢除國務卿，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此後，黎元洪與段祺瑞開始了爭權奪利，稱之為“府院之爭”。
段祺瑞早於4月22日繼徐世昌任國務卿，便開始主持國務院，妄想推行袁世凱的政策，重新實行《新約法》，登上大總統寶座。而此時，為維護革命成果，梁啟超、孫中山、馮國璋等均主張恢復《舊約法》，開始了恢復《新約法》還是《舊約法》的爭論。6月25日，海軍將領聯合釋出宣言“今率海軍將士加入護國軍，以擁護今日大總統，保障共和為目的，非俟恢復元年約法，國會開會。正式內閣成立後，北軍海軍部之命令，概不接受。”同時原參眾兩院議員宣言，非俟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