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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有問題,特別是生產軍械彈藥的工廠,那要是出了質量問題,可是不得了!”羅帥聽後高興地對譚政說:“好哇,好哇!你把調查的情況寫個報告,也準備一個稿子,向軍委彙報。”
於是,譚政就又認真地準備起來了。手頭的材料是現成的,他不用準備,就能說出許多事情來。但他還是認真地準備了起來。
自己動手寫提綱,認真和秘書湊材料。材料準備好了,也向上面報告了,但遲遲沒有迴音。等來等去,譚政向毛主席寫的調查報告,向中央軍委的彙報,不僅沒得到回覆,反而說他寫的那個民兵工作考察報告中提出的“三依靠”是與毛主席關於民兵工作“三落實”指示相對抗,又一次受到批判。他又一次受到了委屈,譚政又去找羅帥。這時,羅帥的身體已經是越來越不行了。
一天,譚政在總後參加會議,得到訊息說:“羅帥不行了!”譚政和李聚奎上將飛車趕到羅帥家裡,也沒能跟羅帥說上一句話。這不能不使譚政悲痛萬分。回到自己家中,百感交集,譚政禁不住失聲痛哭。1964年,四清運動開始。不少領導下了基層,譚政也決定下到基層去。下去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改造思想。譚政選擇了江西九江的一個軍工廠,他的正式職務是工作組的組長。到廠第二天,譚政就穿上工作服下車間勞動去了。為了和工人打成一片,譚政改了一個誰也不知道的名字——唐一夫。譚政在這個工廠裡認認真真地當了半年多的工人,他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人一致起來。工人們對這個“老唐”很是喜歡,很願接近。
有什麼話都願意對他說,甚至有的工人家裡發生了糾紛,也願意找他幫助解決。既然是工作組組長,就要管點事情。一天,他接到江西省委的通知,去南昌參加一個會議。他帶上秘書就出發了。不料,來到南昌當晚,秘書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請告訴譚政同志,他是犯了錯誤的,沒有資格參加這個會議。”秘書反問:“這是誰的意見?”電話裡傳出來一個響亮的名字。秘書只好回答:“知道了。”怎麼和譚政交待,思來想去,只好撒謊。“譚副主任,會議改期了,我們要先回九江。”譚政不解他說:“不會吧,不是定好了的嗎?”“剛剛改期的。”秘書說道。譚政說:“不行,我要去問問他們,哪能這樣不負責任,勞民傷財?”秘書反覆勸他不要再問了,可譚政還是堅持要問。無奈,秘書只好實話實說了。譚政聽完後,就再也不說話了……譚政從九江蹲點回京不久,即接到中共中央決定,調他去福建任第五位副省長。可是,這個副省長的椅子還沒有坐熱,新的災難,又一次無情地降到他的頭上。1967年隆冬,北國已是白雪皚皚,滴水成冰,南鄉福州,卻秋韻未盡,綠蔭濃濃。馬路兩旁,主於粗壯的榕樹,剛勁挺拔的玉蘭樹,枝繁葉茂,翠綠欲滴,彷彿是綠色的飄帶,綿延在市區內的大街小巷,給這平靜的福州,又增添了清新秀美之感。此時,“文革”已經進行了八個月,住在福州市內五峰山軍區大院裡的譚政(他是不久前為迴避紅衛兵衝擊,經省委決定由省委招待所交際處遷到這裡的),無心瀏覽榕城的自然風光,一場不樣的厄運,似乎馬上就要降臨。接連幾天,颱風陣陣,陰雨霏霏,寒冷異常,市區內市民居住的二層結構、普遍從東向西順風傾斜的木板房,發出吱吱的響聲,似乎很難招架住這逼人的風寒。厄運果然發生了。福州軍區衛校造反派學生二十多人,在林彪的唆使下,臂帶紅袖標,深更半夜闖入譚政家中,把他捆綁起來,押解到北京。爾後,在各總部、各軍兵種及各院校,譚政與彭德懷、黃克誠等一起,輪番接受批鬥,坐“噴氣式”,被拳打腳踢,“文革”中發明的各種“刑罰”,應有盡有,苦不堪言。從此,譚政開始了長達八年的“文革”監禁生活。
八年裡,譚政先是和羅瑞卿關押在一起,以後又分開。開始被關到北京衛戍區教導隊“什坊院”。在此院被關的,還有彭德懷、黃克誠等人。按照住房的序號,他們被稱為1 號、2 號、3 號。l 號是彭德懷, 2號是譚政。譚政的監房比別人昏暗得多,別人的門窗朝前,門窗一壁,而譚政的監房要透過一所過屋才能進去。窗子封得嚴嚴實實,外邊已安著一個漏斗狀觀察窗,見不到一點陽光。一天到晚'奇·書·網…整。理'提。供',室內極度昏暗,特別是陰雨大,室內白天黑夜沒什麼兩樣。這樣,譚政本來就壓抑的心情更加深重。他一天到晚不說話,也很少在室內走動,往往是在一個地方許久許久地站著,有時瞪著兩眼,呆呆望著,眼皮不眨一下。他的內心痛苦超過了極點。他的神經己有些失常了。後又被轉移,關在公安部辦的政法大學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