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駿別解二戰風雲人物

第2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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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後，英國首相丘吉爾也稱戴高樂為“大元帥”。從獄友們的戲稱到他國首腦的尊稱，靠的是戴高樂自身永不屈服的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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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戰勝法國只花了15法郎（1）

法國作家博那爾在《夏爾·戴高樂》一書中，引用了一位法國人對德國人講的一句話：“德國人贏得戰爭只花了15個法郎——戴高樂那本書的售價。”評價不免有些誇張，背後卻是一段真實的歷史。

經濟學中的“路徑依賴”理論認為，社會中往往存在一種現象：各種事件以特定方式展開，使過程與制度變得僵化和不可改變，進而會對經濟過程和經濟制度產生影響，當外部條件改變時，依然難以改變那些順應從前力量的舊制度、舊習慣、舊思想和舊技術。要想成功，就應該跳出這種“路徑依賴”模式，以敏銳的思維認識事物，成為新事物的創造者。而法軍高層的保守派就是患了“路徑依賴”的病症，在二戰初期斷送了自己的國家。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以坦克為代表的進攻性武器得到迅速發展，然而，取得這場戰爭勝利的法國卻忽視了坦克給戰爭形態可能帶來的革命性變化，仍執著於上一場戰爭勝利的經驗，認為陣地戰將是下一次戰爭的主要作戰方式，發動戰爭者將在堅固的陣地防禦面前得不償失。於是，法軍採取了實行短期兵役制，教育軍官不得采取主動、冒險的作戰方式，減少一切與敵軍進行機動戰和遭遇戰的可能，修建馬其諾防線等等措施。這種思想還影響到了坦克的設計。法軍要求坦克設計不考慮機動作戰的要求，而強調其防護效能，結果法國生產的坦克都極為笨拙。

勝利者最容易保守！因為他們具有“路徑依賴”心理，習慣於用已知經驗和一度被證明有效的思維去認識事物，指導自己的行為。

然而，法軍中還有一個人並不如此，這個人就是戴高樂。

從戰俘營中走出來的戴高樂最強烈的心理感受是恥辱！更為重要的是他把個人的恥辱與國家的恥辱聯絡在一起。這個酷愛歷史學的軍人，從德國與法國的歷史中預感到，現在被《凡爾賽和約》鎖住的德國虎，只是在暫時休整。他特別贊同法國元帥福煦對時局的評價：“這不是和平，這只不過是20年的休戰期！”他知道德國遲早會復仇。為了讓法國不再像普法戰爭那樣遭受割疆裂土的失敗恥辱，為了不讓法國軍人再成為德軍戰俘營的“客人”，法國必須時刻保持對德國的戰略優勢。

法國是一個大陸國家，缺乏天然的安全屏障，這就要求法國必須保持一支數量較大的武裝力量。可是，要想擁有一支數量較大的武裝力量，前提是有充足的兵源。然而，在對20世紀20年代的法國人口進行調查分析後，戴高樂大吃一驚。他發現法國人口的下降速度大大快於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法國每年出生人口83萬，而到20年代後期，年出生人口僅為62萬。一個世紀前，法國人口占歐洲總人口的1/6，而此時則僅佔歐洲總人口的1/16。

於是，他得出結論：在軍隊數量上，法國無法取得對德國的優勢。數量上的劣勢必須以武器裝備和作戰樣式上的優勢來彌補。於是，他提出建立一支強有力的、快速的、能突擊的、數量少卻質量精的軍隊。

為了使自己的新思想立得住腳，他到處進行考察與求證。他曾專門跑到總部調查法軍建設的有關情況。透過調查，戴高樂發現法軍中的保守思想遠遠比他想象的嚴重。法軍最高統帥部根本不願意吸取任何關於廣泛和獨立使用坦克的建議。戴高樂因此吃過幾次閉門羹。法軍還在執行1921年由貝當元帥主持制定的《作戰條例》，這個條例明確規定：步兵是主要突擊力量，在發起進攻前，由炮兵先進行射擊，爾後坦克和飛機給予支援；坦克只是步兵的支援力量。

這個條例就是法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使用的戰術！

戴高樂心裡非常著急，他不想再拖延自己新思想的實施，因為他認為戰爭迫在眉睫。這時，他已意識到，透過正常渠道讓軍方上層接受自己的思想簡直太幼稚了，於是，他決定公開向社會發表自己的見解。

1933年5月10日，戴高樂在法國一本名叫《政治與議會評論》的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建立職業軍》。他原本打算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軍內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