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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這樣虔誠的信徒,還有不少,但是也有想矇混過關的。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過多少遍了,群眾就是不讓透過,終於升至大盆。他破釜沉舟,想一舉過關。檢討得痛快淋漓,把自己罵得狗血噴頭,連同自己的資產階級父母,都被波及,他說了父母不少十分難聽的話。群眾大受感動。然而無巧不成書,主席瞥見他的檢討稿上用紅筆寫上了幾個大字“哭”。每到這地方,他就號啕大哭。主席一宣佈,群眾大譁。結果如何,就不用說了。
跟著來的是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早春二月》,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胡適、俞平伯都榜上有名。後面是揭露和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這是屬於敵我矛盾的事件。胡風本人以外,被牽涉到的人數不少,藝術界和學術界都有。附帶進行了一次清查歷史反革命的運動,自殺的人時有所聞。北大一位汽車司機告訴我,到了這樣的時候,晚上開車,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從黑暗中一下子跳出來,甘願做輪下之鬼。
到了1957年,政治運動達到了第一次高潮。從規模上來看,從聲勢上來看,從涉及面之廣來看,從持續時間之長來看,都無愧是空前的。
最初只說是黨內整風,號召大家提意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當時黨的威信至高無上。許多愛護黨而頭腦簡單的人,就真提開了意見,有的話說得並不好聽,但是絕大部分人是出於一片赤誠之心,結果被揪住了辮子,劃為右派。根據“上頭”的意見,右派是敵我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而且信誓旦旦說:右派永遠不許翻案。
我的心是一面鏡子(12)
有些被抓住辮子的人恍然大悟:原來不是說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嗎?這是不是一場陰謀?答曰:否,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到了此時,悔之晚矣。戴上右派帽子的人,雖說是人民內部,但是遊離於敵我之間,徒倚於人鬼之隙,滋味是夠受的。有的人到了20年之後才被摘掉帽子,然而老夫耄矣。無論如何,這證明了,共產黨有改正錯誤的勇氣,是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現。
當時究竟劃了多少右派,確數我不知道。聽說右派是有指標的,這指標下達到每一個基層單位,如果沒有完成,必須補劃。傳說出了不少笑話,這都先不去管它。有一件事情,我腦筋裡開了點竅:這一場運動,同以前的運動一樣,是針對知識分子的。我懷著根深蒂固的“原罪”感,衷心擁護這一場運動。
到了1958年,轟轟烈烈的反擊右派運動逐漸接近了尾聲。但是,車不能停駛,馬不能停蹄,立即展開了新的運動,而且這一次運動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運動。這一次是精神和物質一齊抓,既要解放生產力,又要肅清資產階級思想。後者主要是針對學校裡的教授,美其名曰:“拔白旗”。“白”就代表落後,代表倒退,代表資產階級思想,是與代表前進,代表革命,代表無產階級思想的“紅”相對立的。大學裡和中國科學院裡一些“資產階級教授”,狠狠地被拔了一下白旗。
前者則表現在大鍊鋼鐵上。至於人民公社,則好像是兼而有之。“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是當時最響亮的口號,大鍊鋼鐵實際上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全國人民響應號召,到處搜撿廢鐵,加以冶煉,這件事本來未可厚非。但是,廢鐵撿完了,為了完成指標,就把完整的鐵器,包括煮飯的鍋在內,砸成“廢鐵”,回爐冶煉。全國各地,鍊鋼的小爐,燦若群星,日夜不熄,蔚為宇宙偉觀。然而煉出來的卻是一爐爐的廢渣。
人人都想早上天堂,於是人民公社,一夜之間,遍佈全國,適逢糧食豐收,大家敞開肚皮吃飯。個人的灶都撤掉了,都集中在公共食堂中吃飯。有的糧食爛在地裡,無人收割。把群眾運動的威力誇大到無邊無際,把人定勝天的威力也誇大到無邊無際。麻雀被定為四害之一,全國人民起來打之。把糧食的畝產量也無限誇大,從幾百斤、幾千斤,到幾萬斤。各地競相弄虛作假,大放“衛星”。有人說,如果畝產幾萬斤,則一畝地裡光麥粒或穀粒就得鋪得老厚,那是完全不可信的。
那時我已經有48歲,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留過洋的大學教授,然而我對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我是堅信的。我在心中還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沒有解放”的“膽小鬼”,覺得唯我獨馬,唯我獨革。
跟著來的是三年災害。真是“自然災害”嗎?今天看來,未必是的。反正是大家都捱了餓。我在德國捱過5年的餓,“曾經滄海難為水”,我現在一點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