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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了兩百七十年，從不知自食其力為何事。旗人原是真正的有閒階級。如今突然厄運當頭。正如俗語所說，樹倒猢猻散，正是此日情況。在普通老百姓之間，漢人並不仇視旗人，因為旗人文弱而謙虛有禮，已經很適應漢人的生活，已經接納了漢族的文化，種族方面已然看不出有什麼差別，若是有，也只有滿族女人的衣裳一項不同而已。如今旗人的女兒都願意嫁給漢人，男的就去拉洋車。不過，他們有的人窮得厲害。有時候兒，一家幾口人會輪流著穿一身衣裳；每當一人出門兒之後，別人就在床上赤身裸體擁被而臥，直等到出外的人回來，才輪到有衣裳穿。
革命後，這兒有一個典型的新時代遺棄者的故事。這個人是旗人。他在茶館兒裡喝了一壺茶，吃了一個芝麻醬燒餅，身上的最後一個銅子兒也花光了。但是一個燒餅吃下去之後，還不解餓。他看見茶桌子的縫兒裡還有他掉下的一些芝麻。怕別人看見他從桌縫兒裡往外撿芝麻，他故作怒容，跟自己嘟嘟囔囔說幾句話。抽冷子罵了一句，用力把桌子拍了一下子。一看跳出來幾粒芝麻，就撿起來看，以毫無所謂的樣子，放在嘴裡，自言自語說：“沒想到是芝麻呀。”他猛拍桌子，引起鄰近坐的一個人的注意。那個人看見了他那種怪舉動，知道他窮得買不起另一個燒餅。就走過來，拾起那幾粒芝麻，也用那種怪樣子細看了看，然後說：“我不相信不是芝麻。”正在此時，那個旗人的女兒來到茶館兒，向他說：“媽要出門兒，沒有褲子穿，要您回家去呢。”
那個旗人裝出很有身份的神氣說：“怎麼？沒褲子？為什麼不開啟大紅衣箱找？”
女兒說：“爸爸，您怎麼忘了？大紅衣箱不是五月節前就當了嗎？”
父親覺得很難為情，又說：“那麼，就是在鑲珍珠的櫃子裡呢。”
女兒又說：“爸爸，您又忘了。那個櫃子不是過年前也當了嗎？”
在這樣大煞風景之下，他滿臉含羞和女兒走出了茶館兒，落得給別人恥笑。
但是受害的還不止是旗人。在滿清政府做官的人也失去了官職，只好退隱下來。這些人都毫無辦法，已經失去了社會關係和政治門路，擺在面前的的是個新社會，是他們咒罵的世風日下的倫理道得，是他們無法瞭解的一代後生小子。以前生活較為富裕的則已經積蓄下足夠的錢，可以安然度日。有人在別的都市的租界買了別墅。有人不願意招人注意，就住在租界里巷子中的紅磚平頂房子裡，把積蓄的金銀財寶藏起來，但也有人不勝現代汽車的舒適的誘惑，買輛汽車以代步。那些花得起錢的，就僱高大強壯的俄國人做汽車司機，或是做保鏢。有些講究實際的人就把錢投在工商業上。有些人不斷尋求官職，他們覺得，即便坐五日京兆，也像抽大煙一樣，總算過過官癮；他們覺得做官、鑽門路以飽私囊，是“讀書人”的當然之事。這些天生追求官僚勢力的人，也竟而漸漸得到官位，把一個民國政治制度自內部腐化了，把自民國元年到十五年這一段的國民政府，弄成供人嘲笑的話柄。
木蘭家並沒受什麼影響。革命並不摧毀茶商與藥商。不管在帝制之下，還是在民國之下，茶葉還是茶葉，藥材還是藥材。後來木蘭才知道，在革命之前，他父親又向南洋的革命黨人捐助了十萬元。這筆鉅款使他父親的現金項下，驟然緊了不少，但是他的生意還是依然如故。革命一成功，他首先剪去了辮子。
不過木蘭的婆家則起了變化。因為曾文璞是個剛強堅定的儒教信徒，在他看來，革命就等於人類文化到了洪水猛獸時代。他倒不在乎清朝被推翻，他怕的是隨後而來的變化。他和木蘭的父親之間，始終沒有產生真正莫逆的友情，只因為姚思安是維新派，他自己則是舊思想舊社會舊倫常風俗的堅強衛道之士。木蘭嫁過去不久，就發現她公公恨洋書，恨洋制度，恨洋東西。雖然他喜愛那個金錶，他仍然抱著鄙夷輕視的看法，認為那終究是低階思想的產物，是工匠產生的東西。洋人制造精巧的器物，只能表示洋人是精巧的工匠，低於農夫一等，低於讀書人兩等，只是比商人高一級而已。這等民族不能算是有高等文化，不能算有精神文明。他對西洋文明的看法，只能看到這個程度。現在革命成功，民國建立了。但是試想一想，國家怎麼能沒有皇帝！俗語所說“無父無君”，就表示無法無天，天下大亂。他相信中國整個的文化已受到威脅。他對外國的反對是毫不妥協的。一直到幾年之後，他由於自己切身的一段經驗，那就是他的糖尿病被愛蓮的丈夫，是一個西醫，用胰島素治好，他的態度才有所改變。現在曾文璞是急於要退休，因為他宦囊豐盈，退休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