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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對留英學生的偏見，也多少克服了幾分。
在天津，一個外國醫生，在日本租界附近一箇中國小學旁邊，向一個小販買了些糖果，化驗的結果，證明那糖果裡有麻醉劑。立夫對這件事特別注意。
立夫說：“我簡直不能相信。”
阿非說：“我可以證實這個報告是千真萬確的。近學校也好，不近學校也好，這與販毒的人沒有什麼關係。在日本租界，沒有一條街沒有毒品製造廠，批發或是零賣，即便在最講究的住宅區，也是如此。販毒的人何必為一個學校搬家呢？”立夫喊道：“這就是‘亞洲新秩序’嗎？”阿非聽見立夫罵，是用紳士所不肯用的髒話罵。
立夫決定再到天津去，他和阿瑄商量好，他化起裝來，阿瑄帶他穿過日本租界。立夫會日文，對他的調查工作很有利。他們看見一家一家的商店，在現代鋼筋水泥的洋房子裡，叫做“洋行”，門上把日本國旗掛得很明顯。他們進了那些房子，發現裡面除去毒品，沒有別的貨物。在一條街上，他們看見有十幾家這種洋行。他們又走進別的街道，他們看見似乎是住宅，阿瑄告訴他那是製毒工廠和大宗批發商行地區。正在日本領事警察局後面，在旭街接連東馬路時，連隱藏也是多餘的，只見一個低階吸毒窟，衣衫襤褸的赤貧人在那兒出出入入。
立夫看那些人類中的墮落渣滓，實在不忍心，轉身走開。“您要不要看還好一點兒的——高階的？還是中級的？”
“帶我到箇中級的地方兒去看看。”
他們坐了一輛洋車，到了一棟房子，立夫一進去，令人作嘔的氣味襲人鼻孔。屋裡很黑，在坐榻上不是站著躺著的，就是坐著的，姿勢不同，都是癮君子，有中國和高麗女招待陪伴。
一個女招待問他們：“抽呢？還是扎？”
阿瑄指著立夫說：“我這位朋友剛剛學。”又轉身對立夫說：“有三種方法用這種毒品。‘抽’是把煙抽下去，‘扎’是注射進去，注射的是古柯鹼，或是嗎啡。第三種辦法是用鼻子聞，癮頭大的才聞。”
阿瑄說：“給我拿五毛錢的白麵兒。”
女招待把他倆帶到一個坐榻上去。一箇中國女招待拿來了一小包海洛因，是放在一張特別的紙上，另外有半盒兒洋火。
阿瑄對站在一旁望的女招待說：“我只是讓我朋友看看怎麼抽。”
那個女招待微微一笑說：“我教給他看看好不好？”
立夫回答說：“不必麻煩了。”女招待走開。
“在高階的地方兒，那些女招待還操副業，只要您肯花錢。您和那個小姐關在一個特別的房間裡。您不叫，沒有人進去。”現在這是半敞開的屋子，客人叫時，女招待就前去伺候。阿瑄指著一個仰身躺著的男人說：“看那邊兒那個人，他正打飛機呢。”那個人把一卷紙放在一根香菸上，那個紙卷兒裡有白麵兒，在下面仰著臉抽。有人用一根小管子，就是把一支毛筆管兒，插進一個大竹子節兒裡。別人坐在床上，用火柴在錫箔下點著，錫箔上有白麵兒，等受熱的白麵兒冒出紫藍的煙，就用管兒往肚子裡吸。
阿瑄說：“那叫‘哈’，嘴往裡抽氣。”
有幾個新主顧進來，一個男的，才十八九歲的光景。一個男招待走過去，顯然是知道他要什麼，那個青年把襯衫拉起來。
阿瑄說：“注射有兩種方法。一種是靜脈注射，一種是皮下注射。你看那個小夥子背上有好多針眼兒。最壞的時候兒，面板會因傳染而腐爛。靜脈注射沒有這種毛病，但是太危險。有靜脈注射後當場斃命的。所以有癮的人大都喜歡皮下注射。”
立夫回到北京，準備一篇報告。除去海關的報告之外，中文在這個專題上完備的著作還沒有，所以立夫要採用好多外國資料。
他寫的文字裡有：“天津日本租界是世界海洛因的大本營。是日本、大連、瀋陽、朝鮮的鴉片輸往南北美的中心。世界最大的海洛因工廠設在唐山。僅止在張家口的一家日本工廠，即日產海洛因五十公斤，也就是全世界合法需要量的十五倍。司徒·福樂（stuartfuller）在他為國際聯盟禁毒委員會提供的報告上說：”日本勢力在東方進展所及之處，與之同時共進者為何？販毒。‘他把東北和熱河的販毒情形描寫為’令人戰慄‘。根據日本報紙，鴉片的種植和販賣是由朝鮮總督指揮下的專賣局長細心計劃管理進行的。鴉片製造商公會，由政府給與津貼，對公賣局負責指導種植鴉片，借款與種植鴉片者，並負責鴉片原料的運交工作。“
在他那篇報告的結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