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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二年（1427），陳通率軍擊敗了黎利，斬首萬餘人，但他沒有乘勝追擊，而是讓黎利率殘軍逃跑。九月，黎利上書明廷，聲稱找到陳氏後人（當年成祖起兵的名義就是為原國王陳氏報仇復國），請求明朝罷兵，冊立陳氏後人為君。宣宗有意答應，但是英國公張輔等人認為明廷如果沒有合適的藉口就答應，只是向天下人顯示朝廷的軟弱。宣宗召見楊士奇和楊榮，尋求對策。他們二人贊同宣宗的想法，認為這是體恤民情，沒有示弱。宣宗在楊士奇等人的支援下，欣然同意，派特使恢復陳氏政權，命陳通撤兵。然而黎利推說陳氏後嗣已死，請求明廷冊立自己。宣宗沒有理會，派人繼續尋找陳氏後人。宣德三年（1428），黎利再次進獻貢物，請求冊封，宣宗仍不理會。宣德六年（1431），黎利再次請封。宣宗考慮到陳氏後宣德雲紋銅燻爐人已經無從找起，黎利署理國事已成事實，就同意了他的請求，冊封黎利為國王。這樣，安南再次獨立，脫離了明朝的直接統治，但仍然是明朝的附屬國。從此到明朝末年，明朝和安南再也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放棄安南，免除了連年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痛苦，也為明朝節省了大量的開支，除去了一個沉重的包袱。
仁政愛民。在對內的治國之道上，宣宗能夠實行安民、愛民的仁政。他深知“民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他統治的期間內，體恤民情，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坐皇宮九重，思田裡三農”，這的確是關心農業生產、農民生活的宣宗的真實心態。他繼續推行洪武朝以來的招人墾荒的政策，發展農業生產。宣德五年（1430）三月，宣宗路經農田時，看見路旁有耕作的農民，於是他下馬詢問農作物的生長情況。他興致盎然，取來農民耕田的農具，親自犁地。沒推幾下，他停下來，回頭對身旁的大臣說，我只是推了三下就有不勝勞累的感覺，何況農民終年勞作。說完就命人賞賜農民錢鈔。他對農民的生活和處境是瞭解的，因此能夠在制定政策時考慮到他們的利益。同年六月，京畿地區發生了蝗災，宣宗派遣官員前去指揮消滅蝗蟲。他仍不放心，特意諭旨戶部，告誡他們往年負責捕蝗的官員害民的危害一點也不比蝗災小，因此要嚴禁杜絕這種事情的再次發生，還做有一首《捕蝗詩》頒給臣子。
宣宗賜宦官銀皿宣宗清楚，昏君濫用民力乃至亡國，隋煬帝就是個例子。宣宗以此為鑑，非常注意愛惜民力。在他統治的10年間，多次下旨為民解困。宣德元年（1426）七月，罷湖廣採木。宣德五年（1430）二月，罷工部採木。宣德三年（1428）十一月，錦衣指揮鍾法保請採珠東莞，宣宗不但沒有同意，還認為他是想用這種擾民的事情為自己謀求利益，將他逮捕入獄。他還多次蠲免稅額、積欠柴炭草，免除在京工匠中年老殘疾和戶內無丁力者的匠籍。
盛世隱憂。在宣宗君臣的不斷努力下，宣統朝社會、經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進入了歷史上有名的“仁宣之治”。谷應泰說：“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這樣的評論是有一定道理的。當時邊境安定，蒙古雖有擾邊的行動，但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宣宗實行安撫的政策，力主和議，保持了和平共處的局面。放棄安南也是個明智的選擇，使得久經戰亂的明朝和安南都得到了穩定發展的環境。爭奪皇權的朱高煦的反叛，很快就被平定了，沒有釀成大的禍患，加強了皇權。宣宗愛惜民力，與民休息，重視農業，力勸農桑，鼓勵墾荒，農民得以安居樂業，社會財富迅速積累起來。時稱“宇內富庶，賦入盈羨”，是明王朝財力最雄厚的時期。商品生產程度提高，手工業得到發展，商路增闢，國內外貿易有所發展。農民生產生活得到保障，農民起義也很少。宣宗任人得當，吏治較為清明。
宣宗行樂圖然而隨著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君臣陶醉在表象的治平景象中，沒有意識到盛世下存在的隱患。“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為之不振，這種情況宣宗當然脫不了干係。這位年輕的天子有一種很特別的愛好就是鬥蟋蟀（促織），因此被稱為“促織天子”。宣宗對鬥蟋蟀達到了痴迷的程度，經常派宦官選取上好的蟋蟀。因為這種緣故，鬥蟋蟀在全國風行起來，蟋蟀的價格扶搖直上。後來宣宗覺得北京的蟋蟀不好，派太監四出採辦。其中，蘇州的蟋蟀特別好，宣宗為此還特意敕令蘇州知府況鍾協助太監採辦1000只蟋蟀。上命下達，攤派給了當地的百姓，弄得雞犬不寧。據說當地一個糧長用一匹馬換取了一隻好蟋蟀，準備獻給宣宗，不料妻妾觀看時跑掉了。妻妾自知闖禍自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