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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萬“追剿”部隊，遠遠地甩在烏江以南、以東。唯一進展較快的薛嶽的中央軍，忙著搶佔貴陽去了。駐守黔北的黔軍，不是紅軍的對手，一觸即潰，聞風喪膽。這樣，紅軍進入遵義之後，終於有了喘一口氣的機會。本來，在黎平會議上，就已經決定“相機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個機會終於到來了。在遵義，有了半個多月相對安定的日子，這為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供了機會。遵義會議是中共黨史上極為重要的會議，然而遵義會議卻“被史家稱作‘黑角’”鍾美：《遵義會議考》，香港《中報月刊》，一九八六年一期。遵義會議成為歷史研究中的“黑角”，是因為有著許多難解之謎。這些謎的產生，是由於會議所留下的原始文獻太少了。慢慢地、細細地考證，這一“黑角”才終於日漸變得清晰起來。
遵義會議召開的日期，便曾是一個令歷史學家困惑頗久的謎。
在一九八○年以前出版的種種史著上，均稱“遵義會議從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至八日，開了三天”。李德的《中國紀事》中也說，遵義會議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七至八日”舉行。隨著研究的深入，這一日期成了問號。因為不論從紅軍司令部的多封電報，還是國民黨部隊的多封電報中，都可查明遵義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凌晨被紅軍攻克的，那麼，遵義會議怎麼可能於一月六日至八日在遵義召開呢？於是，歷史學家倒過來追究“一月六日至八日召開”的依據。原來，遵義會議在當時唯一傳世的文獻，是會議透過的決議，即《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這份決議收入中國人民大學一九五七年出版的《中國革命史參考資料》第三卷。決議上標明“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透過”。透過之日，亦即會議結束之日。與會者記得開三天，也就是“一月六日至八日”。李德記得開兩天，也就成了“一月七日至八日”。再查下去，那本《中國革命史參考資料》所依據的，是一九四八年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編印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上冊，內中全文收入了遵義會議決議。再查下去，查到遵義會議決議油印本，上面蓋著“抗日軍政大學第三分校”字樣印章。油印本上有一行字：“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透過”。抗日軍政大學第三分校是一九三七年創辦的。這個油印本的出版時間，離遵義會議作出決議的時間不久，是很珍貴的歷史檔案。
再往下查，查不下去了——因為查不到遵義會議決議的手稿。
歷史學家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由於刻印蠟紙者的小小的筆誤，給歷史學家們開了個不小的玩笑，造成一九八○年前對於遵義會議召開日期的錯誤推定！那麼，遵義會議究竟是什麼時候召開的呢？中央檔案館儲存的一份署名“恩來”的電報手稿，一下子解開了這個歷史之謎：卓然、少奇：十五日開政治局會議，你們應於明十四日趕來遵義城。恩來二十四時“卓然、少奇”，即李卓然、劉少奇。文末“二十四時”，據電文內容可推定為“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時”。這一份簡短的電報，表明遵義會議是一月十五日召開的！
真是“好記性不如爛筆頭”，尤其是人們對於日期之類數字的記憶最易模糊。儘管遵義會議的出席者還有多人健在，但誰都記不清確切的日期。誠如中共“一大”的召開日期，多年來一直定為“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經過反覆考證才確定為“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周恩來電報的發現，定下了遵義會議的準確的時間座標。至於油印本上為什麼寫作“一月八日”，有人作出解釋：一定是起草者的字跡太潦草，而且是用阿拉伯數字簽署日期，“17”寫成像漢字中的“八”字，造成了蠟紙刻印者的筆誤。當然，這種解釋只是解釋而已。反正那油印本上的日期，肯定是印錯了！遵義會議的會址一度弄錯，終於查清；召開日期也曾陷入迷誤，也終於弄明。然而，還有許多問題，處於歷史的“黑角”之中：哪些人出席了遵義會議？出席者在當時的身份是什麼？會議開了幾天？會議是按什麼程式開的？出席者的發言內容是什麼？決議是怎樣產生的？誰執筆？是在遵義會議上當場透過的嗎？為什麼決議收入一九四九年版的《毛澤東選集》？起草者會不會是毛澤東？……
第七部分：遵義曙光逐步查清歷史的“黑角”2
歷史學家在探索著，一次次走訪健在的遵義會議的出席者。出席者們的回憶，固然為解開歷史之謎提供了許多線索；但是，原始文獻的發掘，依然是歷史學家所十分關注的。令人遺憾的是，那麼多年，關於遵義會議的原始文獻，只找到一份決議油印本。一次重大的進展，發生在一九八二年——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