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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軍事上的指揮，是經過了一個很長時期的，在這一時期中，黨同軍委內部不是沒有爭論的，毛張王曾經提出過許多意見……（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陳雲這份手稿寫於遵義會議結束後不久的時候，清楚地提及了“毛、張、王”，把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相提並論。“毛、張、王”又是怎樣醞釀召開遵義會議的呢？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寫及長征時王稼祥和毛澤東同在擔架隊裡的情形：
當時稼祥同志曾為作戰指揮上的問題，和李德發生過多次爭執，他憂慮地對主席說，這樣下去紅軍就不行了！後來，他乾脆地表示，要把博古、李德他們“轟”下臺，毛主席聽了稼祥同志的話，十分贊同，但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有些擔心，回說：“能行嗎？我們人少。”稼祥同志又說：“到了遵義要開會，要把他們‘轟’下來。”主席高興地說：“好啊，我很贊成，那要活動活動。”稼祥同志答應了。
長征的路上，條件是極其惡劣的，稼祥同志不顧自己的傷情，先找到了張聞天同志，向他談了自己對一些問題的看法。稼祥同志說，到遵義城需要開一個會，總結一條黨的軍事路線。正巧，聞天同志也考慮了這個問題，他表示同意。當然，周恩來同志也同意了。接著，稼祥同志還找了其他一些負責同志。朱仲麗：《“關鍵一票”的由來》，《革命史資料》，一九八○年第一期。伍修權也如此說：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王稼祥同志第一個促成了會議的召開，張聞天同志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會議從醞釀準備到組織領導，李德就已經被排除在外了。伍修權：《我的歷程》，第八十一頁，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在“毛、張、王”之中，王稼祥談及和毛澤東同在擔架隊的情形：
一路上，毛澤東同志同我談論了一些國家和黨的問題，以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道理來教導我，從而促使我能夠向毛澤東同志商談召開遵義會議的意見，也更加堅定了我擁護毛澤志同志的決心。王稼祥：《回憶毛澤東同志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人民日報》，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張、王”中的張聞天，在憶及瑞金雲山古寺那次與毛澤東的長談後，說道：從此，我同澤東同志接近起來。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集團，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張聞天：《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就在“毛、張、王”住進易宅的當天，西門子電話機就安裝在毛澤東寬大的寫字桌上，屋裡生了炭火盆。樓上共三間房，毛澤東住在東邊的一間前房，後房住著他的警衛員陳昌奉和衛生員。張聞天、王稼祥住在西邊一間的前房、後房。中間是客廳，放著一張長方桌子和幾把太師椅，那裡成為“毛、張、王”一起進餐之處，也成為一起商談、籌備遵義會議的所在。至於賀子珍，預產斯日近，正隨休養連住在遵義第三中學裡。
第七部分：遵義曙光“柏天順”醬園的小樓成了紀念地
除了“毛、張、王”三人住在湘江東岸的新城之外，其他的中共和紅軍首腦們差不多都集中住在湘江之西的老城中心區。貫穿老城的一條南北大街，叫子尹路（曾名枇杷橋），是以遵義名人鄭子尹的名字命名的。鄭子尹是清朝道光年間舉人，集學者、詩人、書法家於一身。他名鄭珍，字子尹，晚號柴翁，著有《說文逸字》、《巢經巢集》等。子尹路兩側，大都是木板平房，只是路東八十七號內，卻有著一幢比古寺巷易宅更加豪華的洋樓，是當年遵義城裡首屈一指的漂亮住宅，後來成了紅軍總司令部的所在地，遵義會議就是在這幢樓裡召開的。一九六一年三月這幢房子被中國國務院列為第一批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