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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聽完傳達，首先起來發言，表示完全擁護遵義會議的決議，同時不點名地批評了凱豐對遵義會議的錯誤態度。我發言後，凱豐自己站起來說，“誰正確，誰錯誤，走著瞧！”……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第三百五十三至三百五十四頁，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這時，坐在院子裡的潘漢年，搗了搗坐在他一旁的劉英。訊息靈通的潘漢年，知道劉英正與張聞天熱戀。劉英頗為爽快，走上了臺，指名道姓批評了凱豐。凱豐曾是她的上級。她批評了凱豐在共青團中央“總是宣傳博古為首的中央領導第五次反‘圍剿’如何如何正確”，並“強調客觀困難，總是說第五次‘圍剿’是蔣介石親自指揮，又有德國顧問，又有一百萬大軍，好像反‘圍剿’失敗不是戰略方向和軍事指揮的錯誤”。劉英回憶道：我批評之後，凱豐接著上臺講話，說：“劉英同志批評正確，我接受。我用那樣的思想去影響同志，是不對的。”態度很誠懇。劉英：《難忘的三百六十九天》，《瞭望》，雜誌一九八六年第四十一期。這樣的傳達進行了好多次。不光是張聞天進行傳達，毛澤東、周恩來、陳雲也作傳達報告，這使遵義會議決議貫徹到全黨、全軍。
歷經烽火彈雨而被儲存下來的紅軍日記，成了珍貴的原始文獻。當時任少共國際師師長的彭紹輝，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的日記中記道：晚上軍團直屬隊開排以上幹部會，由毛主席報告中央擴大會議的決定（即遵義會議決議——引者注）。毛主席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單純防禦路線，短促突擊，分兵把口，不讓敵人進佔蘇區一寸土地等，都是錯誤的。而“反攻”以來（指長征以來——引者注）這個錯誤還在發展，變成了退卻逃跑，叫做“叫化子打狗——邊打邊跑”，也是錯誤的。我聽了這個報告非常高興，許多過去有懷疑、不清楚的問題，得到了明確的答案。
彭紹輝：《長征日記》，《遵義會議紀念館館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蕭鋒在他的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的日記中，則寫道：聽完傳達後，分組討論了兩天。廣大幹部對機會主義者錯誤指揮造成的損失很不滿，有的氣得直冒火。上級指出，主要是總結經驗，不要過多責備個人。我們貫徹遵義會議精神，就是要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下，高舉蘇維埃的紅旗，克服困難，搞好建立黔滇川邊蘇區的工作，執行北上抗日方針。
蕭鋒：《長征日記》，第四十八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第七部分：遵義曙光紅軍又成了“朱毛紅軍”
陳雲關於遵義會議的傳達提綱中寫及，常委分工，毛澤東作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雖然規定了“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而毛澤東只是“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但是這意味著毛澤東恢復了對於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儘管在名義上還不是最高指揮權。雖然“朱周”為“最高軍事首長”，由於朱德是毛澤東的老搭檔，周恩來對毛澤東向來尊重，尤其是周恩來很賞識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因此居於“幫助者”地位的毛澤東，實際上已成為紅軍主帥。世上沒有百戰百勝的常勝將軍，而毛澤東恰恰在他“復出”後的第一仗中指揮失誤，使得對他甚高的呼聲頓時跌落下來！
遵義會議結束後，毛澤東騎著一匹大白馬行軍。被壓抑了兩年零三個月的激情，此刻爆發了。他期望著打一個漂亮的大勝仗。一半是由於求勝心切，一半是由於情報錯誤，因此毛澤東首戰失利。一月下旬，毛澤東坐鎮離土城不遠處的青槓陂村指揮。他的兩側，站著周恩來和朱德。土城是貴州西北部與四川交界的小鎮。據偵察，駐守那裡的是“雙槍”黔軍，不過兩千多人。誰知一交手，對方的火力甚強，人馬眾多。毛澤東這時才得知準確的情報：對方是川軍，是總指揮潘文華麾下的一萬兵馬！土城一戰，紅軍到底死傷多少，未見於紅軍文獻。不過，從川軍總指揮潘文華一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的三份電報中，可以略知一些戰況，只是照國民黨當時的慣例總把紅軍稱為“匪”，而且往往對死傷數字加以誇大：
“繳獲步槍二千餘支”，“俘匪參謀長一員”，“斃匪團長歐陽君一員”（二十八日電）。
“往復衝鋒數十次，匪我傷亡甚大”，“激戰至晚，匪受創頗巨”（二十九日電）。
“追擊至土城河，匪隔河向我發射，並將浮橋拆毀。現仍相持中。此役計斃匪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