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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個，王明理所當然信得過。
顧作霖不過二十三歲，是“阿拉上海人”，出生在上海嘉定徐行。十七歲那年，他考入上海大學，在那裡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翌年，亦即一九二六年，轉為中共黨員。他擔任過中共山東省委常委、長江局主席團成員。進入蘇區前夕，他在上海擔任團中央組織部長。當時，他的妻子楊龍英正臨產，他的兒子顧家來只一歲。他告別愛妻、幼子，和任弼時、王稼祥一起化裝成商人，經香港、汕頭進入閩西，再進入江西。“三人團”到來之後，江西蘇區有了兩位中共政治局委員和一位政治局候補委員，即項英、任弼時以及毛澤東。不過，項英很快就遭到“三人團”的排斥。雖說項英在六屆四中全會上仍保持政治局委員的地位，但他最初是為了貫徹六屆三中全會而派到江西蘇區來的——六屆四中全會是對六屆三中全會的否定。沒多久，“三人團”便批評項英在處理“富田事變”中是“完全錯誤”的，“根本沒有指出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反而肯定‘富田事變’不是‘AB團’的暴動，這完全是模糊了‘富田事變’的反革命性質。又說‘富田事變’是由無原則派別鬥爭演進而成的，更是大錯特錯”。於是，項英被認定“喪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夠領導”，撤去了中共蘇區中央代理書記的職務。
由誰取代項英呢？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決定，“以毛澤東為代理書記，請中央批准”。接著，六月二十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亦進行改組，撤去項英的主席職務，改由毛澤東任主席，朱德、項英為副主席，葉劍英為總參謀長，周以慄為政治部主任。這樣，毛澤東成了蘇區中共和紅軍的雙重最高首長。毛澤東成功地領導紅軍戰勝蔣介石的第一次“圍剿”，使他的聲望大振。
第三部分：馳騁贛南“橫掃千軍如卷席”1
南昌的百花洲，那裡的國民黨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主任易人。首任行營主任魯滌平因“指揮不力”，被蔣介石撤職。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民國日報》報道，蔣介石“派軍政部長何應欽西上，代理總司令職權指揮南昌武漢兩行營，處理湘鄂贛閩四省剿共事宜，藉以統一指揮，而專責成，以冀最短期間，將四省共匪肅清”。四十一歲的何應欽，雖然出生於貴州義興，但祖籍江西。他跟蔣介石有著頗深的交情：一九○八年，十八歲的何應欽赴日本留學，在振武學堂結識比他大三歲、來自浙江奉化的小夥子。那小夥子便是蔣介石。同窗之誼，使蔣何之間變得親密。
何應欽回國後，在黔軍中任團長、旅長以至成為黔軍總參謀長。由於黔軍總司令王文華突然遭刺，他失去靠山，離黔出亡，到廣州任孫中山元帥府參謀。當蔣介石出任黃埔軍校校長時，他任戰術少將總教官兼黃埔軍校教育長，從此蔣何攜手。一九二九年，蔣介石出任海陸空軍總司令時，何應欽出任海陸空軍司令部總參謀長。翌年，何應欽又任國民政府軍政部長。 蔣介石派出了何應欽這麼一位軍界大員坐鎮南昌指揮，表明了他對此番再度“圍剿”的重視。蔣介石反省上次“圍剿”之敗，敗在“長驅直入”，入了毛澤東佈下的“口袋”。這一回，他對戰略方針作了修改，改成：“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緊縮包圍。”
何應欽調集了二十個師又三個旅，兵力二十萬，比第一次“圍剿”增加了一倍，即毛澤東的詞中所謂“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這時紅軍的總兵力為三萬五千人，只及國民黨軍隊的六分之一。蔣介石發表演說，他緊握拳頭，大聲宣稱：“三個月內消滅共軍！”面對六倍於己的敵軍，該怎麼辦？在紅軍統帥部，引起了一番激烈的爭論。項英，在處理“富田事變”上，採取了正確的措施。可是，面對“二十萬軍重入贛”，他卻提出了錯誤的意見。他主張轉移，主張“跑”，把紅軍開到四川去。他引述斯大林的話來作為依據：“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據地。”郭化若：《回憶第一次反“圍剿”期間的有關史實》，《回憶中央蘇區》，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項英見過斯大林。當他對沒有見過斯大林，連蘇聯都沒有去過的毛澤東說出這番話來時，心中充滿著一種自豪感、優越感。也有許多人主張“分兵退敵”，以為紅軍分散遊擊，可以分散敵軍的目標。毛澤東力排眾議，依然堅持“誘敵深入，集中兵力”的戰略。毛澤東分析敵情，指出這二十萬“全部是蔣之非嫡系部隊”，不必過分驚慌。他主張“揀弱的打”。經過前後一個半月四次會議的反覆討論，毛澤東的意見，終於得到了中共中央新派來的“三人團”的認可。何應欽指揮著二十萬大軍，“齊頭並進，穩紮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