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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電報，最清楚地表明瞭中共臨時中央對毛澤東的態度：如果毛澤東不轉變立場，站到王明“左”傾路線這邊來，那就要作為“主要的危險”、“極大的危險”予以解決！正在“隨軍行動”的毛澤東，並不知道中共臨時中央的這份電報。他仍忙於指揮作戰，只是深感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揮作戰諸多不便。五月二十九日，正在閩南的紅一軍團奉“中革軍委”的命令，千里回師贛南。原因是得知廣東軍閥陳濟棠在廣州召開軍事會議，意欲進犯贛南。紅一軍團回師之後，也就不再成為“東路軍”了。六月十七日，周恩來在汀州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上，作出貫徹中共臨時中央指示，關於爭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鄰近省區革命首先勝利的決議。會議決定取消東路軍、西路軍番號，恢復紅一方面軍建制，仍轄第一、第三、第五軍團。恢復紅一方面軍建制，牽涉到一個敏感的問題：誰任總政委？因為原紅一方面軍的總司令為朱德，總政委為毛澤東。這次恢復建制，由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兼任總司令。照理，應當也恢復毛澤東的總政委職務。“朱毛紅軍”名震中國，便是因為朱是總司令，毛是總政委。可是，中共臨時中央五月二十日的電報，使中共蘇區中央局不敢恢復毛澤東的總政委職務。於是，採取了迴避之策，即恢復建制時，不設總政委。
毛澤東依然被安排在第一軍團“隨軍行動”。紅軍歷來強調黨的領導，紅一方面軍怎可不設總政委呢？中共蘇區中央局曾提議周恩來任總政委，為周恩來所謝絕。周恩來深知，如果由他出任總政委，那就過分使毛澤東難堪，不如不設總政委。
七月中旬，周恩來趕赴前線，設在後方的中共蘇區中央局由任弼時任代理書記（許多中共黨史著作稱代理書記為項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衝及主編的《周恩來傳》稱代理書記為任弼時）。實際上，由於毛澤東“隨軍行動”，後方的政府工作由項英主持。項英也參與後方中共蘇區中央局領導工作。七月二十一日，作為中共蘇區中央局代表的周恩來，到達位於贛州之南的信豐縣的紅一方面軍司令部。周恩來在跟朱德、王稼祥交談中，在跟毛澤東交談中，都發覺毛澤東以政府主席身份“隨軍行動”，確實很不方便。
這樣，七月二十五日，周恩來與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中共蘇區中央局：
我們認為為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級，改設總政治委員為妥，即以毛任總政委。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中革軍委，關於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決定權。
這就是說，紅一方面軍的“作戰指揮權”屬朱德、毛澤東，“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朱德，而“行動方針”決定權則屬周恩來。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覆電，不同意這一建議，仍堅持任命周恩來為總政委。為此，周恩來於七月二十九日，又以他個人名義去函中共蘇區中央局，指出如果由他任總政委，將“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做”，而且毛澤東“以政府主席名義在前方，實在不便之至”，“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儘量使他發展”。周恩來強調說，“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經周恩來再三堅持和力爭，中共蘇區中央局終於同意任命毛澤東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於是，中革軍委於八月八日釋出如下通令：
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澤東同志為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現毛同志已到軍中工作，我第一方面軍全體戰士，今後應堅決在朱總司令與毛總政治委員領導之下，一致為發展革命戰爭，爭取革命在江西及鄰近幾省的首先勝利而努力。仰我全體戰士一體知照。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懷。就這樣，毛澤東終於恢復他在贛南會議前的軍內要職——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與此同時，“軍事最高會議”在前方建立，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四人組成，以周恩來為主席。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前方和後方首腦為毛澤東產生嚴重分歧 1
說實在的，毛澤東能夠復總政委之職，全然由於周恩來的力爭，因為周恩來畢竟是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雖然周恩來按照組織手續為此向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任弼時請示，任弼時在作了一次否定之後，也不能不考慮到周恩來的職務，最後勉強同意了。
毛澤東的復職，卻導致了前後方領導人物之間產生尖銳的矛盾。
前方——“軍事最高會議”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
後方——中共蘇區中央局任弼時、項英、鄧發、顧作霖。
四比四，形成了對峙的局面，彼此頂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