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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序言，漢口長江書店一九二七年四月版。，那就是彭湃和毛澤東。
毛澤東說過，中國四萬萬人口之中，農民佔了三萬萬兩千萬以上，即佔百分之八十，所以中國革命一定要依靠農民，發動農民。一九二六年，他在廣州主持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一九二六年底，毛澤東回到故鄉湖南考察農民運動。翌年三月中旬，他在武漢給中共中央寫出了那篇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此文不僅在中共黨內刊物上刊載，而且在漢口的《中央日報》上連載，甚至共產國際的機關刊物《共產國際》上亦以英文、俄文轉載此文，足見此文在當時影響之廣。此文被收錄《湖南農民革命》一書，在漢口印行。瞿秋白稱毛澤東為中國“農民運動的王”，便出自他為此書所作的序言。瞿秋白寫道：“匪徒，惰農，痞子……”這些都是反動的紳士謾罵農民協會的稱號。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國的卻正是這些“匪徒”……
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瞿秋白當時對中國農民的統計數字與毛澤東略有出入）說話做事，到戰線奮鬥，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該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
八七會議時，彭湃在南昌起義前線，不久前往故鄉廣東海豐，組織海陸豐農民暴動。於是，農民運動的兩個“王”，一個在湖南，一個在廣東，開足馬力幹了起來。毛澤東是在八月十二日離開武漢，作為中央特派員，來到長沙的。八月十八日，在長沙市郊沈家大屋，毛澤東出席了中共湖南省委會議，擔任省委委員、常委。會議詳細制定了湖南的秋收起義計劃。
八月二十日，毛澤東起草了《湖南致中央函》，表達了中共湖南省委的雄心壯志：
中國客觀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以前總以為這是在一九○五年。這是以前極大的錯誤。工農兵蘇維埃完全與客觀環境適合，我們此刻應有決心立即在粵、湘、鄂、贛四省建立工農兵政權；此政權既建設，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國的勝利。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三集，第三百○三頁。
這番話表明，毛澤東的頭腦，最初也有點“熱”。他不是神，最初也受著瞿秋白發“熱”的頭腦的影響。他在鬥爭實踐中，慢慢變得冷靜起來。何況，連他自己也在八七會議上說：“我素以為領袖同志的意見是對的。”（《“八七”中央緊急會議記錄》）當他還不是領袖時，他頗為尊重“領袖同志”。直至他後來覺察“領袖同志”的意見未必對，他就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毛澤東為了組織秋收起義，在湖南四處奔走。他從長沙來到了株洲，又從株洲前往安源。安源是煤礦工人集中之處，他要發動工人參加暴動。九月五日，他在安源寫給中共湖南省委的信中說：“約定十一日安源發動，十八日進攻長沙。”《彭公達關於湖南秋暴經過的報告》，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這時的他，受“領袖同志”瞿秋白的影響，也想進攻大城市。
就在毛澤東從安源前往銅鼓縣途中，他落入了敵軍手中。這是毛澤東漫長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他差一點被處死！倘若不是他逃出了險境，中國的現代史和中共黨史就要另寫了！據考證，毛澤東被捕的地點，是在湖南瀏陽縣和銅鼓縣交界處的張家坊。
後來，毛澤東面對美國記者斯諾，如此饒有興味地敘述他當時的“歷險記”：當我正在組織軍隊，奔走於漢陽礦工和農民赤衛隊之間的時候，我被一些同國民黨勾結的民團抓到了。那時候，國民黨的恐怖達到頂點，好幾百共產黨嫌疑分子被槍殺。那些民團奉命把我押到民團總部去處死。但是我從一個同志那裡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釋放我。普通計程車兵都是僱傭兵，我遭到槍決，於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隊長不允許。於是我決定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二百碼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機會。我在那地方掙脫出來，跑到田野裡去。
我跑到一個高地，下面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我在那裡躲到太陽落山。士兵們追捕我，還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有好多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可以碰到他們。雖然有五六次我已經放棄希望，覺得我一定會再被抓到，可是我還是沒有被發現。最後，天黑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馬上翻山越嶺，連夜趕路。我沒有鞋，我的腳損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農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給我地方住，又領我到了下一鄉。我身邊有七塊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吃的。當我最後安全地走到農民赤衛隊那裡的時候，我的口袋裡只剩下兩個銅板了。斯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