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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結束了危機，紅四軍也結束了危機。朱毛緊密合作，紅四軍又成了“朱毛紅軍”。
第三部分：馳騁贛南復出的毛澤東著力整頓紅四軍
毛澤東剛剛官復原職，馬上修書一封致中共中央。信中躍動著他復出的喜悅。信不長，意在向中共中央報告自己已經復職：
中央：
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視員謝同志（即謝漢秋——引者注）從蛟洋到達汀州，與四軍會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軍攻梅縣失利，損失雖不小，但士氣仍振奮，目前一時期當在福建境內工作。閩西已有八十萬赤色群眾足以掩護紅軍，劉（和鼎）金（漢鼎）張（貞）等“會剿”，形勢並不嚴重。現決定整理一時期，即向劉張進擊。打破“會剿”局面，才是出路。正在準備一個月給養。
四軍黨內的團結，在中央正確指導之下，完全不成問題。陳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達到。唯黨員理論常識太低，須趕急進行教育。除請中央將黨內出版物（布報，《紅旗》，《列寧主義概論》，《俄國革命運動史》等，我們一點都未得到）寄來外，另請購書一批（價約百元，書名另寄來），請墊付，寄付地點“”引者注：現儲存在中共中央檔案館的此信是抄件，引號內的地點空缺。。我們望得書報如飢如渴，務請勿以事小棄置。餘詳前委報告。
毛澤東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於汀州信中提及的“布報”，即當時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布林什維克》雜誌。《紅旗》，則是當時中共中央機關報。
寫罷致中共中央的信，毛澤東又給老朋友李立三寫了一封信，交給地下交通員一起帶往上海。毛澤東致李立三的信也很短，全文如下：
立三兄：
多久不和你通訊了，陳毅同志來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個月，現雖好了，但精神未全復元。開慧和岸英等我時常念及他們，想和他們通訊，不知通訊處。聞說澤民在上海，請兄替我通知澤民，要他把開慧的通訊處告訴我，並要他寫信給我。
我知識饑荒到十分，請你時常寄書報給我，能抽暇寫信指導尤幸。
獨秀近來行動真豈有此理，中央的駁議檔案已經到此，我們當普遍地宣傳。
共產主義的敬禮
毛澤東
這裡提及的“澤民”，即毛澤東之弟毛澤民，當時在上海負責中共中央出版部的工作。
“獨秀”，即陳獨秀，當時在中共黨內散佈托洛茨基觀點，成立了反對派小組織。
毛澤東發了這兩封信之後，便著手整頓紅四軍。他發覺，在他離開紅四軍這半年時間裡，紅四軍中各種錯誤思潮氾濫，已經到了非整頓不可的地步了！
中共紅四軍“七大”撤了毛澤東的前委書記之職以後，又在十月上旬召開了中共紅四軍“八大”。那時否定了“由上而下的家長制”，而實行“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以為無產階級應實行最徹底的“民主”。於是，什麼事情都要開會討論。調一個人，撥幾枝槍，都得開會討論，一討論便是幾個小時。前委不再是紅四軍的最高領導機構，卻成了各縱隊的“聯席會議”。起會來，非得各縱隊的頭頭腦腦全部到齊，少一個人就得等，等齊了才開會。“一開會就得爭論半天，前委還認為這樣才是無產階級的辦法。因此當時全軍政治上失掉領導的中心。”共福建省委：《紅四軍部隊情況報告》，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年四月。
中共紅四軍“八大”在上杭縣召開時，成了一次爭論不休的會議。光是為了選舉前敵委員會委員，就爭論了很久，最後來一個平均分攤，每個縱隊都有人參加前委，選了十七人之多。內中有個譚璽，是中共中央派往紅四軍工作的，當時正在一縱隊，沒有出席會議，可是有人提議他應該進入前委，說他如何如何的好， 會上宣傳了兩次，結果譚璽竟成為前委的常委！其實，當時他初來乍到，還沒有幾個人認得他……為了補充兵員的不足，很多俘虜兵加入了紅四軍，由於沒有及時進行教育，他們把國民黨的作風帶進紅四軍：有人罵黨代表是“賣狗皮膏藥”的；有人打罵士兵，所謂“不打不成兵”；有人賭錢，誰贏了錢誰請客；紀律鬆懈，搜俘虜腰包、偷嫖女人……
毛澤東復出之後，下力氣整頓紅四軍。他在作了一個月的準備之後，決定召開中共紅四軍“九大”。他反對“八大”的做法，否定了那種“分割式的以各縱隊為條件”分配前委委員的方法。鮮明地提出，只有符合三個條件的人才可當選前委委員，而不必考慮各縱隊之間的入選比例。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