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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任副主席。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為軍事的最高領導機構。這樣，在蘇區，形成了項英、毛澤東、朱德“三駕馬車”的新格局。項英成為蘇區的最高首長。
李立三的下臺，使毛澤東又渡過了一次政治危機。不過，項英當時並不認為李立三是路線錯誤，而只是策略的錯誤。項英的到來，並非徹底扭轉李立三路線在蘇區的影響，反而不時和毛澤東產生新的矛盾……
第三部分：馳騁贛南“齊聲喚 前頭捉了張輝瓚”1
攻南昌，戰長沙，雖說毛澤東迫不得已，卻聳動了視聽，成為國民黨報紙上的“熱點新聞”，連篇累牘地加以報道。於是，紅軍名聲大振，毛澤東也名聲大振。
毛澤東成為街談巷議的傳奇人物，如他所憶：
我聽到一個故事，說當地（指毛澤東家鄉湘潭——引者注）的農民相信我不久就會回到家鄉去。有一天，一架飛機從上空飛過，他們就斷定飛機上坐的是我。他們警告那時種我的地的人，說我回來看我的地了，看看地裡有沒有樹木被砍掉。他們說，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會向蔣介石要求賠償。斯諾：《西行漫記》，第一百五十一頁，三聯書店一九七九年版。
毛澤東成了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湖南農民都知道我的名字，因為懸了很大的賞格不論死活要緝拿我、朱德和其他紅軍領導人”斯諾：《西行漫記》，第一百五十頁，三聯書店一九七九年版。
毛澤東名震中國，蔣介石把他視為心腹之患。無奈，從一九三○年五月起，蔣介石正忙於“蔣、閻、馮中原大戰”，跟閻錫山、馮玉祥逐鹿中原，打得不可開交。到了一九三○年十月，“蔣、閻、馮大戰”以蔣介石取勝而告終，蔣介石便騰出手來，對付毛澤東。
蔣介石在一九三○年八月五日，任命陸海空軍總司令武漢行營主任何應欽為“鄂、湘、贛三省剿匪總指揮”。何應欽受命伊始，說了一通“深刻”的話：
“各省從前剿匪，大都不免省界觀念，能將共匪驅出省界即為了事；他省如何不欲過問。故匪等東擊西竄，不能根誅盡絕，反而愈延愈廣。國府因見及此，特命行營負此專職，統籌兼顧，謀根本解決，以矯正前此之流弊。”這麼一來，也就從過去的“會剿”，改為“圍剿”。蔣介石在十月七日攻佔鄭州、平定中原之後，便確定贛南為“剿匪重點”，著手部署第一次“圍剿”。南昌市中心洗馬池，那裡的江西大旅社忽地戒備森嚴，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外人莫近。這家大旅社是當年南昌首屈一指的豪華賓館，三年多以前周恩來等便是住在這裡發動八一起義的。十二月七日，蔣介石抵達這裡，召開“剿共軍事會議”。幾天之後的十二月十二日，上海《民國日報》的“南昌通訊”，便報道了蔣介石這一動向：“蔣主席為限期肅清贛境共匪起見，特電召十八、新五、新十五等師師長來省開軍事會議，並面授機宜，各師長將陸續由前方趕到，晚即在總司令部行營開會，出席者有何成浚、朱紹良、魯滌平及張輝瓚等十餘人……”會後，蔣介石在南昌設立了國民黨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為南昌行營主任，表明這次“圍剿”的聲勢不小。
蔣介石“面授機宜”，制定了“圍剿”的十六字方針：“長驅直入，外線作戰，分進合擊，猛進猛打。”他調集了十一個師兩個旅，約十萬兵馬，進行“圍剿”。另外，還派出三個航空隊，以造成空中優勢，因為紅軍沒有一架飛機，連高射炮也沒有。說實在的，那時的蔣介石，還沒有把毛澤東放在眼裡。他以為，作了這麼一番“面授機宜”之後，足以“蕩平共匪”。他在南昌逗留幾日之後，便帶著吳稚暉、周佛海、邵力子、陳布雷上廬山作逍遙遊，不久就返回南京去了。
毛澤東面對其勢洶洶的十萬敵軍，卻在那裡讀《孫子兵法》。他以為孫子所說的八個字，極有見地，那就是：“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儘管許多人主張“主動出擊，北上迎敵”，甚至提出“主動進攻九江南昌”，而毛澤東卻依據《孫子兵法》提出了四字方針：“誘敵深入”。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會議上，對“誘敵深入”方針作了闡述。他以為，當強敵撲來之際，紅軍應向根據地內撤退，不應硬拼，在退卻過程之中選擇有利時機、有利地形消滅敵軍。毛澤東在會上說：“退卻之所以必要，是因為處在強敵的進攻前面，若不退讓一步，則必危及軍力的儲存。”後來，毛澤東作了如此生動的形容：
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闢頭就使出全副本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