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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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小磯國昭。這時，他一掃以往給人的那種悠然超脫的印象，神情嚴峻、目光沉穩，頗有些軍人氣魄，以山形人特有的捲舌音說道：“我認為關東軍此次行動完全合理，參謀本部和陸軍省應給關東軍充分的支援，以此次事件為契機，徹底解決滿洲問題。”言辭簡潔，態度鮮明。

會前，小磯即與頂頭上司金谷總長討論過電報內容，已完全窺透了軍部首腦對這次事件的態度，因而在拿出自己的觀點時更顯得毫不躊躇、鋒芒畢露。參加會議的這些軍部將佐，其實內心早已接受了滿洲將以武力解決這一觀念。所不同的，只是這一天到來的早晚而已。須知，直接或間接控制輿論，鼓起日本國民民族情緒的，正是這些主張鐵血政治的軍人。而當時的輿論導向和國民的偏激，也使他們認定眼下是一個徹底解決滿州問題的有利時機，所以小磯的話立即引來了一片群起響應之聲。匆忙召開的會議，卻很快取得了一致的意見。最後，確定了“以此衝突為解決滿蒙問題的理由，不但要確保日本在滿州的權益，而且還要以此對整個東北實行軍事佔領”的陸軍方針。並考慮派駐朝鮮日軍一部應急增援，國內第10師團應急動員、作急派出發準備的腹案。會後，責令陸軍省軍事課準備一份向內閣提出增兵滿洲的建議。

上午10時，日本內閣緊急會議也在東京首相官邸召開了。

會前，若規總理總覺得這次事變的發生與國內形勢的吻合太驚人了，所以他總有種感覺：這次事變也許與關東軍，甚至與軍部有關。會議開始前，他反覆叮問南次郎：“關東軍這次行動，確係是針對中國軍隊的暴戾而被迫採取的自衛行動？可以這樣相信嗎？”

“當然。”南次郎毫不含糊地應道。

但若規總覺得事情有些不對勁。望著臺上慷慨陳詞的南次郎，他隱隱地覺得內閣對軍部的約束力正在逐漸減弱。

若規是在1931年4月犬養毅遇刺退出內閣後，再次被推上風口浪尖，頻繁更迭的日本內閣總理寶座的。上任伊始，他就確定了先內後外的治國方針，力圖首先穩定國內政治局勢，樹立一位在國內深孚眾望、能一呼百應的強硬的政治人物。他為自己能成為這一人物而不懈地努力著，並艱難地協調著同軍人、財閥、政客等各方的關係：同時他也傾盡全力謀求迅速消除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給日本經濟帶來的陰影，指望首先把經濟頹勢扭轉過來，再以此為基礎，大力發展帝國國防，最終徹底解決滿蒙懸案，實現帝國霸業。為此，他繼續留用前外相幣原喜重郎，艱難地繼續著“協調外交”。

最初的一個多月，各方局面尚好，這給了他以極大的信心。但進入夏季後，中國滿洲和日本國內的形勢卻發生了對他越來越不利的變化。先是中國的“革命外交”，要求收回國權，衝擊了日本在滿蒙的特殊利益，引發了日本人對內閣協調外交的不滿。“萬寶山”事件更使主張先外後內的軍人、強硬派政客和右翼勢力聯起手來，在滿洲和日本本土公開與若規抗爭。隨著時間的推移，內閣中主張強硬的人數日漸增多，民眾輿論也變得對他日益不利。

“中村事件”曝光後，隨著日本人在談判上的日漸被動，國內強硬派反對內閣的浪潮達到頂峰，民眾也被政友會、內閣中強硬派、軍方，甚至右翼勢力煽動起狂熱的民族情緒，以排山倒海之勢衝擊著若規內閣。這時，他不得不承認他的協調外交就此算是破產了，而他先內後外的一整套大政方針和規劃也像一艘即將遠航的船，剛出港灣被水下的暗流推上礁石，觸礁擱淺了。面對突然發生的這一切，他不得不靜心反思。這才發現，自己所以這麼快就失去民心的根本原因：國民之所以被軍國主義鼓譟得有些歇斯底里，根本在幹他們希望的帝國的軍靴能隨意踏向東亞的各個角落，帝國能成為東亞及至世界的主人。他們更希望人人手中都能馬上有筆豐厚的財富，而不是他的長遠計劃、藍圖，他們只需要眼前的利益。

若規無力地注視看形勢的發展，心中充滿遭受挫折的淒涼。這使他不由得懷念起過去的美好瞬間。1930年4月，作為日本首席全權代表，若規在徵得內閣伺意後，在倫敦條約上籤了字。回國時，他像一位凱旋而歸的英雄一般，受到了狂熱的日本國民的歡迎。那時的日本國民，主張和平論的人佔據著統治地位。他怎麼也想不通，僅僅一年時間，日本的政治氣候就完全調了個兒。還是那些曾衷心希望和平的國民，現在卻開始狂熱地鼓譟起戰爭來。

這時他內心裡不由地發出一陣感慨：日本國民多麼易受煽動啊！

儘管若規也有著解決滿蒙問題的宿願，但他畢竟是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