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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呢？”
王卓然一時也心情黯淡，無言以對。張學良又介面道：“我彷彿記得林肯有幾句話，說人民是欺騙不了的，你替我查查原文，最好能馬上譯出送給我。”
王卓然不敢怠慢，回到屋裡便查了起來。不一會，一行小字便躍然紙上：“你可欺騙全體人民於一時，或欺騙部分人民於永久，但不能欺騙全體人民於永久。”王卓然拿起譯好的這幾句話，轉身向外走去……
3月11日，張學良通電全國，宣佈辭職。短短的1年多里，他兩次受挫，與其說敗給日本人，倒不如說敗在蔣介石手下，正如他所說的，蛇比虎更狠。
4月10日，當張學良在上海登上義大利郵輪，準備赴歐洲“考察”時，遠在江西的蔣介石卻在南昌擴大紀念週上發表演說，宣稱：“抗日必先‘剿匪’，徵諸歷代興亡，安內始能攘外。在匪未肅清前絕對不能言抗日，否則即予最嚴厲處罰。”
而此時，長城各口卻彈雨紛飛，硝煙瀰漫，中日兩軍正處在緊張、激烈而又複雜的惡戰之中……
張學良在保定辭別蔣介石後，心情灰暗。由於國內群情激奮，而老蔣再三相催，又答應在東北軍善後問題上多加關照，張學良想再留北平已無可能。1933年3月，熱河淪入暴日之手。張學良不得已通電全國，辭職下野，開始作出國準備。3月底，他悄然南下來到上海。張學良此行雖行蹤極密，但令他意外的是他不但上了死亡黑名單，而且險乎吃了炸彈。經查，主持此事的不是別人，正是有“暗殺公司”老闆之稱刺殺高手、反蔣“英雄”王亞樵。
王亞樵，又名王鼐、安九光，1877年生於安徽合肥，早年參加過辛亥革命。1913年流亡上海，日作苦工，夜宿街頭，因其為人慷慨好義、大膽任俠，又剛直倔強、嫉惡如仇，報快在同鄉中有了聲名，漸漸有了勢力。他曾追隨中山先生到過廣東，協助韓恢反對李純霸佔上海，積極參加安徽人民的驅張（文生）運動，反對曹錕、吳佩孚賄選。1923年，王亞樵為推翻曹、吳，聯絡浙江督軍盧永祥，暗殺了湘滬警察廳長、攻浙前敵總司令徐國樑，從此開始，王成為2、30年代活躍於滬寧、粵港等地的傳奇人物。他廣收徒弟，擴充實力，自立幫派，自成一體，長期從事暗殺活動，並以暗殺手段對付蔣介石的賣國獨裁。由於王亞樵膽大心狠，殺場上屢有建樹，而且此人黨徒眾多、行蹤飄乎不定，別說一般人，就是蔣介石也怵他三分。戴笠當時最感頭疼的“勁敵”正是此人。
王亞樵瞄上張學良是有原因的。“九·一八”事變後，張執行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放棄東三省的大好河山，率軍退入關內，受到全國人民的唾罵。1933年元旦，日軍進攻山海關，得手後又兵分三路繼續推進，熱河省主席湯玉麟率部逃跑，以致日軍僅用128人就佔領承德，熱河很快淪陷。張學良作為駐平之華北國民黨最高軍政長官，又是防守熱河的東北軍的最高統帥，再一次充當了蔣介石妥協退讓、投降賣國政策的替罪羊。朝野指責，國人不諒，輿論界也大張撻伐，特別馬君武於“九·一八”後所作、發表於《時事新報》的《感進近作：哀瀋陽》一詩，更加深了人們對張學良的不滿：“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家，那管東師入瀋陽！
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管絃又相催。
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
在這種情況下，代蔣受過的張學良成了生活荒唐的棄土罪人，不得不於3月7日電呈國民黨中央，引咎辭職。
而王亞樵秉性剛烈，仇恨暴日，最看不上的就是內戰逞兇、外戰畏敵的中國將領。當馬占山組織東北抗日義勇軍奮起抗戰之時，王曾出面負責籌募支援經費：“一·二八”事變後，19路軍奮起抗日，王也宣佈成立湘滬抗日義勇軍。集合3千人馬，開赴太倉前線，配合19路軍作戰。后王統率救國決死軍，派敢死隊襲擊日軍司令部，令水手送水雷轟炸“出雲”號日本旗艦。對日寇深惡痛絕的王亞樵當時並不知張學良代蔣受過的內幕，因而把東北、熱河丟失的罪責歸到了張學良身上。怒其“不抵抗”怒其不戰而退。
張學良攜夫人於風至、密友趙四小姐、副官長譚海少將等一行秘密來上海後，住進了海上聞人杜月笙、張嘯林替其租用的福煦路181號公館。儘管有杜、張的名頭震懾，但張學良沒幾日便受到了第一次警告。有人在大門口放了炸彈。在這枚取去引信不會爆發的炸彈上附有警告書信一封，大意說：請張某即日離開上海，否則，第二顆炸彈上來，保證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