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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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乘八路軍根據地之危，於1940年11月停發了八路軍的薪餉和武器彈藥供應。1941年1　月，國民黨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突然襲擊奉命北移的新四軍，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一度緩和的國共矛盾又處於破裂邊緣，加劇了八路軍在敵後所處的嚴峻形勢：經濟上，八路軍沒有自己的後方供應，孤懸於敵人的佔領圈內；軍事上，日軍配合國民黨的反共，對八路軍抗日根據地的壓迫變本加厲。在一一五師三四四旅等部奉中央和總部之命南下增援華中後，八路軍在抗擊日軍之際，還要用一部分主力來準備應付蔣介石對延安下毒手。

彭德懷經歷了蘇區的艱難創業和撤離、轉移，備嘗長征中無根據地作戰之苦，對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建設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在百團大戰的緊張戰鬥中，彭德懷在中共北方局高幹會議上，就鞏固抗日根據地問題做過長篇報告。他根據中央的方針，總結根據地下年的工作經驗教訓，對如何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二二制”抗日政權和加強財政經濟建設提出了一系列適合敵後條件的具體政策措施。抗日根據地依靠自力更生，在敵人的封鎖下支援抗戰，扶助被敵人摧殘地區的民眾重建家園。敵後200餘縣的農村陸續進行了村民普選，把毛澤東提出的由共產黨人、進步分子和中間派各佔三分之一員額的“三三制”政權，建立到社會的最基層。

形勢的發展使彭德懷對毛澤東的游擊戰爭戰略有了更深的領悟，在軍事建設上，從過去偏重於對主力軍的擴軍整訓，進而致力於加強地方武裝和群眾遊擊武裝的建設。

1941年2月22日，彭德懷向華北各大小戰略區發出關於軍區工作的指示，要求把八路軍的基幹兵團與軍區組織系統分開，建立起軍區獨立的組織機構與系統，在軍區領導下加倍發展地方武裝和組織各種群眾性的抗日武裝隊伍，以便在任何情況（即使主力部隊轉移）下堅持本地區，保衛根據地。3月28日，彭德懷在北方局幹校發表關於《抗日根據地的武裝鬥爭》的重要演說，根據毛澤東人民戰爭的思想，紅軍10年鬥爭和八路軍3年抗戰的經驗，提出建立正規軍、地方軍、民兵三結合的武裝體制；對三者各自的性質、任務、作用和相互關係作了明確的規定。彭德懷的這一方案，使敵後抗日武裝的幾個方面在毛澤東抗日遊擊戰略的思想指導下，組成為一個有機結合的整體，得到毛澤東、朱德的贊同。同年11月7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於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肯定和普遍實行這一武裝體制。這一體制成為以後解放戰爭時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體制的基本形式。百團大戰後的半年多內，敵後根據地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建設整頓工作，在彭德懷雷厲風行的領導下加速進行。彭德懷常常對幹部說，我們處在敵後，敵人天天在進攻，不戰則亡。只有這一個戰役和下一個戰役間存在相持的瞬間，敵人的這一次“掃蕩”和下一次“掃蕩”之間，就成為敵後根據地建設的黃金時刻。敵人懷著深刻的恐懼在其《對共產軍的觀察》情報中說：“共軍……埋頭於恢復戰鬥力及重建根據地的工作……彭德懷說：”以遊擊根據地的經濟建設作為本年度的中心課題。“在同一時間內，敵人也在加緊制訂新的謀略。

日本帝國主義華北方面軍透過加強其情報系統，在幾個月內收集整理了關於華北抗日根據地黨政軍各系統的情況，進行了“徹底的討論”。然後制定出一個以滅共為目標的“三年治安肅正計劃”。但對於能否“制止中共勢力的擴大進而將其消滅”，這一計劃的起草人、時任日本帝國主義華北方面軍作戰室主任參謀的島貫武治大佐回憶說：“方面軍幕僚內部出現了悲觀和樂觀兩種意見的對立。”

1941年7月，八路軍總部得到情報，華北敵酋多田駿卸任回國。八路軍的新對手將是誰呢？

日本大本營給它的華北方面軍派來了新的司令官―　一箇中國通、反共老手岡村寧次。從“七·七”事變以來，岡村是第六任華北敵酋。

受百團大戰打擊的多田駿，名義上被晉升為大將，其實是黯然歸國。接替者岡村寧次（大將），則在日本大本營的特意安排下，由日本陸相東條英機率陸海軍將領、達官貴人數百之眾親自送行，以顯示其擔負的“重任”。

岡村一到華北即出行巡視。經周密策劃，以5萬兵力對晉察冀邊區進行了長達兩個多月的持續“掃蕩”，號稱“百萬大戰”，以示對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的報復。同時，發動了所謂第二次“治安強化運動”。過去，廣大地區在日軍的“不知不覺”下變成了抗日根據地；第二次“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