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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華沙的猶太人僅剩下七萬，其餘大部分人在奧斯威辛，索比堡，貝烏熱茨，海烏諾姆，麥達內克等，特別是在特雷布林卡消失了。最後這個集中營坐落在離華沙不遠的荒郊。與奧斯威辛不同的是，它關押的不是苦役犯，而是專門用於最後滅絕的場所。於1942年六月和八月在華沙掀起的龐大的猶太人重新安置計劃決非偶然，那些已變成可怕的空殼一樣的猶太區域與世外桃源般的特雷布林卡修建的眾多毒氣室遙相呼應。
總之，留在華沙城裡的七萬猶太人中，大約有一半“合法”地居住在被毀壞的猶太人居住區（甚至當蘇菲在蓋世太保監獄中受盡煎熬時，他們中的許多人正準備在幾周後的四月起義裡殉難），其他的三萬五千人——即居住區的所謂秘密居民——像被追逐的獵物一樣陷入崩潰的絕望之中。他們被納粹追捕，但這還不是全部：他們還要隨時擔心流氓“反猶者”的出賣——託澤夫捕殺的物件，以及其他一切會受到利誘的波蘭人，忍受像那個文學青年女教師一樣的見利忘義的人的出賣，甚至（不止一次地）承受被他們的猶太同胞扭曲的陰謀陷害。“真是太可怕了，”汪娜一次又一次地對蘇菲說，“託澤夫的被出賣和被殺害，以某種方式標明瞭納粹找到了他們所期望的突破點。家鄉軍的每一個組織被砸得稀里嘩啦——上帝，多令人寒心啊！但畢竟——”她又加上一句“——這並不完全出乎意料，因為猶太人自己也在相互殘殺。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雖然除援助和隱藏猶太人外，家鄉軍和歐洲其他抵抗組織還關心別的事情（事實上波蘭有一兩個地下組織具有十分明顯的反猶傾向），但總的說來，對隨時處於危險的猶太人的幫助仍然列在首位，所以可以說，他們為之奮鬥的事業使他們一批又一批被關進監獄，而蘇菲——一個平白無辜的不知情者——也成了無謂的犧牲品。
在三月的大部分時間裡，其中包括蘇菲在蓋世太保監獄中度過的那兩個星期，從畢亞利斯托克地區經由華沙運往奧斯威辛的猶太人轉運計劃暫時擱置了。或許這可以解釋蘇菲和其他抵抗組織成員（已接近二百五十人）為何沒被馬上運往集中營；德國人總是追求效率，他們在等待再多裝一些人，但因為華沙已沒有猶太人可運，所以只好推延發運時間。另一個關鍵問題是，東北部驅逐猶太人的行動計劃暫停了。德國人認為需要論證這一計劃與比克瑙修建的焚屍爐之間的比例關係，因為奧斯威辛原有的焚屍爐和一個毒氣室已開始用作集體大屠殺的主要裝置，最早一批受害者是俄國戰俘。奧斯威辛是一片波蘭式的建築群，波蘭騎兵部隊的核心機構便設在那些駐兵營房和建築群裡，後來被德國人佔用。這片低矮雜亂的建築物全部覆蓋著傾斜的石板屋頂，曾用於儲存蔬菜。德國人一眼便發現它的結構正是他們所需要的：將足以儲藏堆積如山的蘿蔔和土豆的龐大地下洞室用來大規模窒息人群再合適不過了，正如連線客廳的前屋都修有一個火爐似的，它所需要的只是一個煙囪。只要有一個煙囪，屠夫們便有事可做了。
但這地方相對於源源不斷湧來的人群來說顯然太有限了。雖說德國人在1942年又弄了一些暫時的小型地堡，但用於大規模屠殺的裝置仍出現危機，所以必須修改議案，在比克瑙修造新的大型焚屍爐。德國人——還有那些猶太的和非猶太的苦役犯們——苦幹了一個冬天。第一座焚屍爐是蘇菲被蓋世太保抓住的一週後投入使用的；僅僅八天之後——她剛到奧斯威辛，即四月一日那天，第二座也投入使用。三月三十日，蘇菲離開華沙。在那一天，她，吉恩和伊娃，還有將近二百五十名抵抗組織成員（包括汪娜）被押上載有一千八百名從馬爾金尼亞（華沙東北部一箇中轉營）轉運來的猶太人的列車。除猶太人和家鄉軍戰士之外，列車上還有一些波蘭人——男女都有，都是華沙平民，大約二百人左右——他們是蓋世太保心血來潮的突然圍捕的獵物，他們的罪過是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了錯誤的地方。
在這群倒黴的人中，司蒂芬·扎沃斯基也在其列。他沒有工作許可證，他曾對蘇菲說他預感會有麻煩的。但蘇菲發現他被抓來時仍然驚呆了。她在監獄時從遠處看見過他，在火車上也瞥見他一眼，但她無法在這擠得滿滿當當的活地獄裡與他說上一句話。這趟列車一度是送往奧斯威辛人數最多的一次運輸，它或許表明德國人急於試用他們在比克瑙新建的殺人工具的效用，炫耀一下這一最新最大最精緻的殺人技術。這次沒有挑選適於服苦役的猶太人——就整個被運送去進行最後解決的行動來說，這並不算絕無僅有的一次——一千八百個猶太人全被送進二號焚屍爐，無一倖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