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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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正史記載，新浪由此得名，但據內部人士透露，新浪的由來在正史之外，還另有一段廣為流傳的民間“野史”。

據說有一天，新浪某高管對著電腦，為“NA”字憂心忡忡，靈感盡失，怎麼都思索不出一個好名字。太太靠在旁邊，不忍看著老公在名字的陷阱中越陷越深，於是半開玩笑半勸解地說：“你先休息一會兒，過來浪一浪吧。”一語道破天機，高管茅塞頓開，驚喜地狂喊：“浪一浪，太好了，我們就叫新浪吧！”

新浪的註冊地並非中國，股東也大都是海外的風險投資基金，但是，獲得中國政府的審批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眾多行業精英專門設計了複雜的重組結構，唯一目的就是讓新浪在不違反中國相關政策法律的前提下，在海外上市。

中國的很多政策法規模糊易變，任由政府部門來解釋，而且，相關部門繁多、重疊，時常自相矛盾。當然，如果一切都透明、高效，這些投行、律師行裡的中國同事們大概也就少了一半的用武之地。只不過，中國人的智慧好像總要消耗在對付中國人身上，難怪人們常說，自古以來，中國就是個內耗嚴重的社會。

對新浪上市的審批，除了因為是紅籌，還涉及到廣告、資訊科技等領域。更敏感的是，新浪涉足了新聞媒體。由外資控股，還要到美國上市，這樣的新生事物自然沒有哪個部門敢擅自拍板。誰都管，但誰都不敢負責。

等待的那半年，我們不斷更新公司的狀況和數字，向美國證監部門申報。但是，更大的風險卻在於市常納斯達克的泡沫成分已經越來越高了，如果不能趕在下調前上市，就可能錯過資本市場上這個稍縱即逝的視窗。

2000年年初的一天上午，志東從北京打來電話。他在電話中激動地叫喊著：“認了，認了，認同學了！”

我們幾個專案小組的成員守在電話旁，面面相覷，總不會是因為審批遙遙無期，志東都開始說胡話了吧！

經過他一番興奮得有些顛三倒四的解釋，我們總算明白了其中原委。原來，透過各種渠道，王志東終於獲得了某主管部門部長的接見。而且，會見出人意料地順利，領導對新浪的發展和海外上市都很支援，甚至表態說，他和志東是北大同學。

志東的激動，不難理解。中國的企業和企業家們，除了要面對市場競爭，還要與各個部門斗智鬥勇，任何一點支援對於他們都難能可貴。

這次會見，可能改寫了新浪的命運，也改寫了中國網際網路的命運。

不可思議的選擇

2000年5月初，一個週日的傍晚，我拖著跟隨自己走南闖北的黑色Tumi行李箱，登上了從香港飛往新加坡的國泰航班。空姐熱情的問候和體貼的服務，並沒有能夠化解我心中的層層陰雲。

一天前，我剛剛接到一個新專案，是馬來西亞兩家電信公司的併購，我們擔任買方的財務顧問。這時的我已經升任經理，對新專案的熱切和渴望卻在日益冷卻。我知道，在未來的幾個月裡，我又要過上那種週日晚上飛到吉隆坡、週五晚上飛回香港的日子了。酒店和公司之間的兩點一線，統統在酒店裡解決的一日三餐，還有數不清的不眠之夜，帶著一年級的分析員做模型、開會、談判……已經數十次輪迴的過程又要重新經歷，這讓我的內心充滿厭倦和抗拒。

其實，就在兩年前我離開紐約時，還認定了投資銀行該是我一生的職業選擇。

“如果子墨能被克隆就好了，哪怕只克隆出來一個子墨也行！”

“這裡就像你的家一樣，如果你在香港做得不開心，隨時回來！”

“看來以後我們要多找一些像子墨這樣的中國女孩！”

……

1998年7月，我退掉了與公司僅僅一街之隔的公寓，賣掉傢俱，在同事們的聲聲感嘆和祝福中，離開了美國這個我曾經生活了6年的國家。

臨行前的一個月，從午餐到晚餐，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滿滿的。同事們用請吃飯這種最傳統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心意，為我送行。

那時候，我終於明白了人的記憶是有選擇的。在即將告別紐約、和同事們說再見的時候，所有的苦和累似乎都煙消雲散了。幾天幾夜不能睡覺的掙扎，還有每天下午必定如約而至的劇烈頭痛，彷彿都從我的記憶裡消失了，留下的只有那些激動人心的美麗片斷。

飛機從肯尼迪機場起飛的那一刻，我的內心無限感慨。婉拒了獵頭公司一個個的電話，放棄了老虎基金的高薪聘任，我執意要回到香港，因為我知道，是時候，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