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國際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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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千公里路程。

甫一抵達上海碼頭，漢布林格就為十里洋場的狀況所震驚，一面是燈紅酒綠的都市奢華，一面是貧困飢餓的底層現實。在一個歐洲人的眼裡，這種巨大的貧富反差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先期抵達的共產國際情報員瓦爾特，身著淺色麻布上衣站在碼頭上，軟木遮陽帽蓋著他那棕色頭髮，旁邊是他那時髦的太太，她手捧一把巨大花束表示歡迎和問候。雙方互相擁抱，親熱地交談，說笑著走向迎接他們的轎車。

漢布林格暫時住在瓦爾特家裡，這裡的條件不錯，居室很大，家裡還專派一名中國僕人接待他們，他戴著白色手套端來冰鎮飲料，顯得彬彬有禮。這一切使漢布林格感到和歐洲沒什麼不同。

可到了晚上，他們居住的兩間臥室空氣悶熱。睡床的蚊帳上爬滿蚊子，使漢布林格難以入睡。就這樣，漢布林格在陌生的國土上開始了第一個夜晚。

羅爾夫有一個體面的職位，他們常常被請去參加各種晚會，他們也必須回請人家。有一些女士來拜訪漢布林格，並且期待著他們回訪；這是一個陌生的世界，漢布林格厭惡這樣的世界，它與漢布林格迄今為止的生活形成了鮮明對照。但漢布林格並不反對這些活動，她明白，作為一個從事地下工作的共產黨人，體面舒適的資產階級生活是一層重要的保護色。

周復一週，月復一月，漢布林格在焦急地等待著上級的訊息。

1930年秋，漢布林格家對面的巨籟達路四成裡12號的石庫門房子，被一個叫張沈川的人租借，很快門口掛上“福利電器公司”的招牌。這期間，來來往往的年輕人很多，漢布林格憑著職業的敏感看出了這是一處秘密工作的地點。果然，幾天後，瓦爾特便找到漢布林格，問她是否願意幫中國同志做些事情，漢布林格愉快地答應下來。

漢布林格認識了中共特科無線電通訊聯絡科科長李強，由於他是唯一懂電訊知識的人，所以兩人交往多一些。經過一段瞭解，漢布林格知道，原來“福利電器公司”是為中國蘇區和紅軍培訓報務人員的秘密基地。參加訓練班的二十多名學員，分別是廣東、湖南、上海、河南等地黨組織選派來的。

漢布林格用自己很少的一些電訊知識幫助他們編寫教材，傳授發報常識。漸漸地漢布林格瞭解了他們的秘密，竟然發現這是中共的第一部電臺。

原來，1929年冬天，中共地下黨員李強、塗作潮在租住的英租界大西路福康裡9號石庫門房裡，成功地組裝了一部電臺。這部電臺雖然笨重，靈敏度不高，功率只有50瓦，但它昭示著中共歷史上的第一座秘密無線電臺誕生了！當時，首位在這個臺上負責報務工作的就是張沈川同志。周恩來聞此喜訊，立即指示顧順章組建特科無線電通訊聯絡科，由李強任科長。同時，他還親自為秘密電臺編制了第一本收發報密碼。

此後的幾個月，漢布林格過得十分充實，不管怎樣，她又和同志們戰鬥在一起了。不過，漢布林格一直沒有放棄恢復與上級黨組織聯絡的努力。恰好在這個時候，漢布林格在遠洋國民電報公司找到一份半日制工作，老闆叫普勞特。透過普勞特，漢布林格結識了許多新聞記者，其中也有蘇聯塔斯社的代表。以資產階級女人的身份出現自己的同志面前，令漢布林格感到十分痛苦。

普勞特認識住在上海的美國女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萊。漢布林格早在德國就讀過史沫特萊的作品，很想結識她，普勞特知道漢布林格的願望以後，便在電話裡把漢布林格介紹給艾格尼斯。兩人一見如故，很快就成為無話不談的親密朋友。

1930年12月17日上午，李強、沈侃夫、曾三、宋濂等人在漢布林格家樓下討論製作變壓器問題，漢布林格和張沈川照常在樓上上課。午飯後，宋濂回四成裡取信紙，漢布林格和李強、曾三等人坐著閒聊，忽然，宋濂慌慌張張地回來報告：“出事了！我們訓練班前樓的窗簾訊號變了。”大家趕緊出去偵察，走到巨籟達路口，那個看弄堂的人已在等著，見他們就說：“不要進去了，你們工廠20多人剛才已全部上了一輛警車被捉去了。”

漢布林格和李強立即趕到張沈川的住所，把黨的檔案全部銷燬，然後通知其他同志轉移住地。過了兩天，他們派人去四成裡偵察，發現守候在那裡的巡捕已經撤走，門上貼了封條。他們便揭下封條，把電器裝置、小型發電機和其他物資裝上汽車運走了。

不久獲悉，被捕的學員中，麥建平、陳寶禮、張慶福和謝小康四位同志，因遭受敵人的嚴刑拷打和百般折磨，病重不治，先後在獄中犧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