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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不久，佐爾格和史沫特萊離開了廣州。臨行前，佐爾格給了方文一個地址，讓他到上海去找他。方文似乎感覺到了什麼，就在佐爾格他們到上海的一個星期後，他也風塵僕僕地從廣州趕到了上海。
按約定，在一處秘密地點佐爾格和方文見面了。佐爾格的第一句話便是：“請你原諒，因為工作需要，我用的是假名字。我的真姓名是理查德·佐爾格。我奉第三國際駐莫斯科總部的命令，到上海建立情報站，專門偵察德國政府和中國政府的合作情況以及蔣介石軍隊鎮壓中國共產黨紅軍的具體措施，以便第三國際總部幫助中國共產黨採取必要的反措施。”
方文很激動：“佐爾格同志，我能幹些什麼呢？”
佐爾格繼續說：“這項工作須由得力的中國同志參與，才能完成任務。”
方文表示說：“為共產國際服務，我非常高興，我一定把工作做好。”
佐爾格說：“目前的任務是收集情報。收集的途徑有公開的和秘密的兩種。今後，你將公開發表的報刊上有關資料，翻譯整理，按條目分門別類地整理好，進行情報匯總。”
方文情不自禁地說：“這項工作我能勝任！”
佐爾格嚴肅地說：“今後你的工作由我領導，你有意見嗎？”
方文回答說：“當然沒有意見。”
佐爾格又問：“你懂俄文嗎？”
方文搖搖頭。
佐爾格遺憾地說：“俄國話是列寧的語言，你怎麼不懂呢？”
方文愣住了。
幾天以後，方文將翻譯的材料送到佐爾格那裡，佐爾格看後沒說什麼。過了一會兒，他問：“你參加了社聯的活動？”
方文不假思索地說：“參加了。我跟組織失去了聯絡，盼了兩年多終於接上了關係。我怎麼能不參加活動呢？”
佐爾格嚴肅地說：“我以黨組織的名義，向你提出一些必須遵守的工作紀律。第一，不許暴露自己的革命身份；第二，停止參加黨的各種活動和組織聯絡，第三，停止革命社會活動……”
方文有些急了：“夠了，夠了。你要我停止參加黨的活動是不可能的，我絕不能停止和黨的關係。”
佐爾格耐心地向方文解釋：
“根據革命工作的需要，黨的工作有兩種，一種是公開鬥爭，另一種是隱蔽鬥爭。黨的情報工作是屬於隱蔽鬥爭的範圍，必須隱蔽，不然就深入不到敵人的心臟裡去，就一事無成，就很容易被敵人發現。我希望你進入秘密情報的領域裡去。”
方文陷入了迷惑不解的苦悶中。黨組織正在和他談恢復組織的問題，而他卻要斷絕這種關係，這怎麼能行呢？
佐爾格見他不說話，有些不高興：“你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嗎？”
方文感到佐爾格在懷疑他，便不滿地說：“你這是什麼意思？難道我是冒充的共產黨員？”
佐爾格嚴肅地說：“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提醒你，要按黨的紀律辦事。我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叫你停止黨的公開活動，是為著便於開展秘密活動，難道我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來拉你叛黨麼？”
方文被震住了。過了一會兒，他說：“我服從你的安排。等同志來找我，我就告訴他以後不必再來了，因為共產國際代表不要我和黨組織發生聯絡。”
佐爾格搖了搖頭：“你那樣說不暴露了你今後工作的秘密麼？你什麼也不要說，只說你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以後請他不要再來就行了。”
就這樣，方文脫離了中共黨組織，成為佐爾格手下的第一個中國情報員。
佐爾格小組雖然成員很少，但他們已開始了工作。
克勞森需要為自己尋找適合通訊聯絡的住宅。他找了很久，終於在法租界附近一個僻靜地區租下了一間二層樓的房間，每月租金40美元。他向女主人博登夫人自我介紹說是德國商人。克勞森搬進去後才發現，這間房間對進行報務工作不大方便，上面的兩間頂間倒適宜進行通訊聯絡，但那裡已經住著一位名叫安娜的女人。
克勞森決定無論如何要租用樓上的房間。他藉口自己怕熱，向女主人提出希望住到涼快的樓上去，並表示願出高價租金。女主人見有利可圖，一口答應讓出上樓。
但是安娜是個很固執的人，克勞森跑了三四趟以後，她才同意換房，搬到樓下去住。克勞森一搬進頂樓，馬上著手設計、組裝收發報機。他認為自己裝的收發報機要比買來的好。如果機器出了故障，馬上就能找出毛病進行修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