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國際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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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看，牛蘭夫婦被捕的主要原因是連續發生了兩次意外事件。

1931年6月1日，共產國際信使約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國警察從約瑟夫攜帶的檔案中發現了一個上海的電報掛號和郵政信箱，便將其通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警務處密探尋查監視後發現兩處可疑地點，上海四川路235號4室和南京路49號30室，前一處是牛蘭夫婦的住處之一，後一處則是“泛太平洋產業同盟秘書處”駐上海的辦事機構。當時該同盟是一個公開的工會組織。英國巡捕馬上將牛蘭夫婦逮捕。從現存審訊筆錄中看，牛蘭夫婦被捕後並未暴露真實身份，他們拒絕回答警方的訊問，指定德籍律師費舍爾博士出面交涉。警方最初試圖從嫌疑犯所持的護照入手，查清牛蘭夫婦的來歷，但當時上海外籍人士中持有幾國護照和不同姓名的外國人並不罕見，甚至有“我們的面孔就是護照，就是身份”的說法。警方又企圖從牛蘭一家人所操語言上開啟缺口，證實嫌疑犯是蘇聯人，但當時年僅4歲的吉米只會說德語。

令警方始料未及的是，他們秘密逮捕牛蘭夫婦的舉動引發了一次次抗議。已被釋放的保姆趙楊氏透過律師兩次發表公開宣告，她在牛蘭家中一直受到尊重，並表示願意將小吉米從獄中接出來撫養，等待牛蘭夫婦無罪釋放；法國工會聯盟從巴黎發來電報，抗議警方逮捕工會秘書牛蘭夫婦；國際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貝爾格發起“保衛無罪的工會秘書”運動。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的官員私下對律師威廉姆斯說：這個案子很棘手，若查無實據，只好放人。然而，8月10日，牛蘭一家人突然被移交給國民黨軍事當局。

國民黨強烈要求“引渡”牛蘭夫婦源於另一突發事件——中共特科負責人之一顧順章的叛變。早在1931年初，共產國際派遣兩名軍事人員轉經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做軍事顧問，在上海由牛蘭將兩人裝扮成傳教士。中國共產黨方面則由顧順章安排兩人潛入瑞金。但此舉未能成功，兩人返回上海後牛蘭迅速將他們送上外輪離境。4月26日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供出共產國際在上海有一個“洋人俱樂部”（指聯絡站），其負責人是德國人，綽號“牛軋糖”（Nougat）。同年6月上旬，牛蘭獲悉中共特科負責人變節的訊息，馬上通知聯絡站的三名蘇聯工作人員，攜帶機密檔案以最快的速度撤離上海，而牛蘭則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留在上海靜觀事態發展。當國民黨特務機關得知牛蘭夫婦被捕後其國籍得不到確認，認定牛蘭就是顧順章所說的“中國聯絡站”負責人，遂要求“引渡”牛蘭一家，以求一舉破獲中國共產黨上層機關，切斷其國際聯絡渠道。8月14日，大批全副武裝的憲兵押解牛蘭一家從上海前往南京，牛蘭夫婦此時意識到，他們很可能從此踏上了一條不歸之路。

從1931年9月開始，營救牛蘭夫婦的活動逐漸發展成為一場世界性的運動。國際紅色救濟會率先發動強大的輿論攻勢。當時該組織是一個非黨性的國際救援組織，在77個國家和地區擁有1300萬會員，以十幾種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散發幾十種報刊雜誌和救援公告。國際三八婦女節的倡導人蔡特金曾出任該組織的主席。在國際紅色救濟會的組織下，一份份聲援牛蘭夫婦的呼籲書傳到各地，一封封抗議信電發給南京國民黨軍事當局。但是此後近十個月內，南京政府採取沉默態度，始終未作公開答覆。有訊息說牛蘭夫婦已被證實是蘇聯間諜，也有訊息說牛蘭夫婦已被秘密處決。共產國際綜合各種情報後認為：牛蘭夫婦並未暴露真實身份，仍被關押在南京某監獄中。

1932年元旦剛過，佐爾格在自己的寓所中，將方文、史沫特萊等人召集在一起，研究援救牛蘭夫婦的辦法。

佐爾格先介紹了一下目前掌握的情況：“牛蘭夫婦被捕後，在南京路49號公寓的房間（秘密聯絡點）裡查出三個鐵箱子，箱中存有共產國際遠東局和泛太平洋職工書記處上海支會的檔案檔案。這些檔案，使上海外國租界當局第一次獲得有關共產國際在遠東的活動情況。他們被捕原因是由於叛徒顧順章的出賣。為此，共產國際準備發動全世界範圍的抗議運動，抗議蔣介石政府任意侵犯人權。”

史沫特萊當即表示，她要動員世界上有影響的著名人士，如高爾基、羅曼·羅蘭、宋慶齡、魯迅等發宣言、提抗議。

隨後，佐爾格又進一步分析道：“蔣介石接到抗議後，肯定會狡辯說，牛蘭夫婦是在上海外國租界被捕的，國民政府對此案一無所知。因此，確切查詢牛蘭夫婦的關押地，成了我們情報系統的重要任務。只有掌握了牛蘭夫婦被引渡到南京的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