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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組織。
劉思慕，又名劉燧元，畢業於嶺南大學。1926年，經鮑羅廷推薦，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就讀，後轉至德國學習。1933年秋歸國，經肖炳實介紹，加入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組織。
黃維佑，又名黃君珏，復旦大學畢業生，1933年被華爾頓特召加入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組。
蔣浚瑜，又名蔣淵若，復旦大學畢業生，1933年被華爾頓特召加入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組。
陸海防主管情報資料整理，收集，是華爾頓的貼身助手。
劉思慕利用特殊的身份打入國民黨高層，向共產國際遠東情報組織提供核心機密。
黃維佑，負責和劉思慕直接聯絡，取送情報。
蔣浚瑜，負責通訊聯絡站，寄給黃維佑的情報，都投入以“蔣淵若”名義設立的信箱。
當時，華爾頓在國民黨高層有三個重要關係。一個是南昌行營調查科少校科員章文先，另一個是國民革命軍第三軍司令部作戰科上校參謀陳紹韓，最後一個便是武昌行營第五處上校法規專員劉思慕。
另外，華爾頓還掌握一個絕密的關係，那就是在關東軍哈爾濱特務機關任少佐課長的川合定吉。
在這裡，劉思慕、川合定吉的事蹟，是要重重地書寫一筆的。
劉思慕敵營脫險
1934年12月，長征紅軍離開江西轉進湘黔。蔣介石為了圍追堵截紅軍，在武昌設立行營，親自坐鎮。因行營秘書長楊永泰與甘乃光私交很好，便推薦他出任主管民政與法規的第五處處長。甘乃光是劉思慕嶺南大學時的同學，劉思慕考慮，如果利用他的關係打入武昌行營，相信會對情報工作有很大幫助。
這時，華爾頓正因章文先離開後，組織上失去在敵人核心機關的情報來源而犯愁。聽了劉思慕的建議後，立刻批准了他的請求。甘乃光當時正網路人才，安插親信。像劉思慕這樣喝過洋墨水的“筆桿子”，當然他是求之不得的。所以，劉思慕幾乎沒費什麼周折，就進入了武昌行營第五處，當了一名上校法規專員。1935年初，劉思慕便率一家五口抵達武漢，住在武昌一家小洗衣店的樓上。
不久，劉思慕便和另外幾個專員打得火熱，很快得到了不少情報。他利用工作之便，把大量機密、絕密檔案帶回家去偷拍，然後，到漢口把膠捲交給情報組織派來的交通員。情報組織收到情報，整理後用電臺發給莫斯科中央總部。
3月13日，劉思慕和太太曾菀（曾兆蓉）帶著膠捲和密件來到約會地點——漢口英租界太平洋飯店，見到了交通員王墨磬（汪默清，黃維佑的丈夫）。三人見面格外高興。
相互問候幾句後，劉思慕掏出一個大信封遞給王墨磬：“老王，膠捲和檔案都在這裡，情況十萬火急，請你務必儘快交給華爾頓同志。”
王墨磬接過信封，鄭重其事地說：“老劉，你放心，我一定以最快的速度送往總部。”停了一會兒，他又說：“上海方面可能有新的任務要我去執行，下次不能來了。組織上會臨時指派別的交通員，詳情待下次見面時通知。”
4月下旬，根據黃維佑的來信，劉思慕偕同曾菀帶了膠捲及其他密件，按預先約定的日期和時間來到約定地點——漢口英租界太平洋飯店，找新來的交通員接頭。到了那裡，人不在，茶房卻一再叫他們進屋去等候。這種違反常規的接待方式，引起了劉思慕夫婦的懷疑和警惕。他們沒有進房間，立刻離開了旅館，轉到附近的一家照相館，打電話詢問他們要找的人回來了沒有？接電話的人連聲說：“回來了，請你馬上來。”劉思慕夫婦更加覺得蹊蹺，沒敢再去旅館，馬上過江返回武昌。回到家裡，劉思慕越想越不對頭，意識到剛才接電話的人可能是特務，冒充交通員在那裡守候他們上鉤的。為了安全起見，他當機立斷，迅速把預定要交給交通員的膠捲、密件毀掉，然後馬上給上海的黃維佑打電報，隱約其辭地暗示聯絡不上。
華爾頓接到劉思慕的電報後，感到事態嚴重，立即派黃維佑乘飛機趕到武漢。
黃維佑在漢口緊急約見了劉思慕。她告訴劉思慕：“那個交通員是陸海防的弟弟陸獨步，大概是出事了。華爾頓要你們夫婦馬上從武漢出走。”並給他們350元錢作旅費。
劉思慕夫婦立刻緊張行動起來。為了掩人耳目，兩人決定分頭離開武漢，到上海會合，然後再定行止。劉思慕以去廣州探視重病的老父為由，向甘乃光請假，當晚出走，先到北平，又取道天津轉赴上海。幾天後，曾菀也託辭父病垂
